城经常偏头痛。偏头痛的痛，是个你实在拿它没辙，并且要命地固执的一种痛。阿城向来都是左边的头颅仿佛被轰炸机对准着开枪扫射似的痛，而右边则往往一片山明水秀，益发显得左侧的头特别的痛。但医生每次都告诉阿城，“偏头痛是一种幻觉，吃些阿斯匹灵吧，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十分客气地表明态度，不打算对阿城的偏头痛作任何更进一步的治疗。而阿城的偏头痛已经痛了二十多年了，先前有一阵子奇迹似的暂时不痛了，阿城却突然觉得日子有点儿慌了，忍不住想要它狠狠地再痛一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分辨出偏头痛不发作的时候，原来生活可以如此这般的轻盈美妙。只可惜那痛，最后还是痛回来了，并且依然是左侧隐隐作痛。也因此令阿城特别懊恼，他说，如果下辈子头还痛的话，能不能换换右边痛，因为左边都已经快痛上一辈子了——

所以我风风火火，真正喜欢上阿城是从他的偏头痛开始的。我特别着迷的是，从阿城文字里爆裂开来，朴实而饱满的世俗之气，几乎他写的每一个场景、每一段对话，都可以让他的好朋友“老谋子”拍进电影里。就好像第一次读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当场瞠目结舌，如遭电击，咬定他这一趟横空出世，根本就是将一把火掷进中国小说的树林，让它长得如此繁密茂盛了。到后来吧，我干脆将他写的《威尼斯日记》，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读，久读之下，读成了我自己的日记，往往稿子写得不甚顺心的时候，总要找出来翻上几页，方才略微提得住气往前写下去。而阿城的文字，终究少了董桥的清贵，相对之下也就少了过分斟酌的娇气，和过度华丽的压迫。董桥说，他的每一篇稿件，至少要修个七八遍才放心寄出去，但阿城不同，阿城老是调皮地说，好文章实在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好下去，中间总得穿插一些傻傻笨笨、或偶尔不太通顺的句子，这样子才能让突然灵光一现的好句子震动整篇文章，阿城说——太过雕栏玉砌的文字，有时候还真让人读得有点不耐烦。

可见阿城不是董桥。也幸好阿城不是董桥。董桥来的时候，满城尽摆“董公”驾，那些平素深居简出的读书人，都倾巢而出，说是瞻仰董公的老英国绅士风派也罢，说是沾沾自喜，以南洋华裔既神秘又暧昧的身分凑一份文化兴头也罢，着实热热闹闹了好几天。但董桥最犀利的魅力，到底是在他的字里行间，连他自己也说，“把作家架到台上去演讲是件很残忍的事”，言下之意，作家还是应当老老实实躲在书房里，适当地与世隔绝、适当地对高科技不领情才是正经。

阿城不是人，是精

但这话搁到阿城头上，却恐怕不能成立——阿城要命的健谈，从修复明清家具、组装老爷跑车、专司钢琴调音、到浸泡黄豆磨浆，他都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意犹未尽地侃侃而谈；一般该懂和不该懂的，他都懂；他连伸对筷子探进锅里夹块颤巍巍的红烧猪肉送进嘴里，都能信口说出一大篇《红楼梦》的豪门夜宴和《水浒传》的荒人野食，而且他到今天还嘲讽，英国人老认为当面品评食物的味道是件很不绅士很没有品德的事，所以英国的食物才会一路难吃到现在，也将一路难吃到将来——因此连王朔都说，阿城不是人，他是精。北京每几十年就会把一个人养成精，而最近这几十年，阿城就是这个精。

这恐怕是真的。阿城什么都精。他懂歌剧，一说到哪儿有歌剧公演，他马上披衣而起，一手抓起香烟钱包门匙，准备夺门而出，我记得他写过，年轻时候在北京，遇上帕华洛帝难得到北京演出，他手里紧紧捏着几张腌臜的钞票，在场外转来转去，终于给他抢到一张80块钱的黑市票，乐得什么似的飞奔进场，完全忘记了那可是他当时赊下来的3个月的工资。后来他到威尼斯，住在“火鸟”歌剧院后面的旅馆，下午可以听到乐师调琴和歌手练唱，霎时之间好像被回忆兜面挥上一拳，千百般滋味，一起涌上心头。后来我到威尼斯，住在一推开窗户就见到一条窄河在底下娓娓荡开来的旅馆，午间睡饱了出门，穿过一条又一条的石桥寻幽探密，然后也在错综复杂的巷道里竖起耳朵，一心以为可以听见阿城说的，女中音总爱把声线故意压低来练唱的声音，因为她们特别享受在演出现场突然把声音放开飙高时全场掌声如雷几近暴动的虚荣心。

阿城的文字，通世俗接地气

如果说我对木心是倾之于心，那我对阿城绝对是倾之于情，因为木心的文字是一种境界，而阿城的文字则是一幅实景，是可以拍进电影里头，也可以顺手推门走进去，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灶房里的火塘正噼里啪啦烧着柴炭的人间烟火气——我特别倾情于阿城身上生猛的生活气息，和人文没啥关系，就只是通世俗接地气，也许正因为他不是董桥，不见得乐意一生都耽溺于淘古书收字画，所以我尤其记得阿城形容过他自己，只要吃得饱，他到哪都可以安身立命，就连出了名不好相宜的陈丹青，也跟他交情匪浅。而除了懂电影懂摄影，就连音乐阿城也是懂得的。有一年陈丹青到加州去，住到了阿城家里，午后睡了很酣的一觉醒来，听见屋子里有颗粒分明的钢琴声叮叮咚咚，循着琴音寻过去，才发现原来是阿城在隔壁房间听柴可夫斯基。结果连陈丹青也很惊讶，原来阿城听音乐的品味这么的雅，并且又雅得这么的不事张扬。后来阿城还把那片音碟送了给陈丹青，因为他刚巧给自己买了另一片。他告诉陈丹青，听到喜欢的音乐，他会打冷颤，会起冷痱子，这点和姜文很像，姜文也会这样，听到某段喜欢的音乐，会起鸡皮疙瘩，会连激素都蹿上来，而且体内的分泌开始有了变化，所以姜文每次拍戏，都一定要找到和那戏对得上的音乐，好让他紧紧咬住那种感觉，把戏连绵跌宕地拍下去。

实际上中国小说家很多都是说故事的高手，都懂得怎么把故事一方面说得翻江倒海，一方面说得穿肠破肚，而读阿城读得特别畅快的地方是，他太明白要把小说写得好，首先要结结实实地摞起衣袖把生活过得好，所以阿城写的故事淡而深沉，在大乱中藏着小静，也深谙在混乱与荒谬的时局当中，二话不说，就率先埋下头在文字上给大伙栽上满满一秧池的希望——我唯一对阿城皱眉头的是，他可以奋不顾身替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写剧本，前后易稿易了37次，甚至早期还可以为侯孝贤拍的《海上花》当美术指导，但他的书写产量却离奇地精罕，一字千金，即便千金也未必肯写。

早前，有人误把阿城当作木心的入门弟子，阿城知道了，据说还专门写了一篇措辞委婉的文字去申明原委，但我读了禁不住莞然一笑，猜测阿城一是不想叨木心的光，二是不想因为叨了木心的光而灭掉自己原有的光。赏识一个人的文字，和复制一个人的文字，终究是两回事。他只肯说，他是因木心惊为天人的文采和学养而相识，随即将木心的书复印下来寄给朋友，那时候阿城还记得，美国复印店收的是两毫五美金一页哪，他的那个慷慨劲儿，终究其实，不过是对文字有一种传教士式的固执和虔诚。

此外，阿城是饿过来的人，那些没吃过饥饿的苦的，实在没有办法想像阿城让人惊艳的厨艺天分和美食根基，都是挨饿的时候凭空想像出来的。阿城写过，为了招待朋友，在威尼斯他偶尔也会做菜，因为岛上唯一的中餐馆，那菜式之敷衍，以及那厨艺之狼狈，常常让稍微懂得中国菜的人苦笑着咽下去。所以有朋友来看阿城，他兴致一高，就会做汤面和豆腐请大家吃，而且那招式一点也不马虎，威尼斯虽然没有香油和冬菜，可他还是有办法用橄榄油作汤底，做出一碗似模似样的阳春汤面，并且还切了几片培根铺在锅底煎豆腐，虽然豆腐常常煎出来有点太硬了，可只要在上面浇点意大利人爱吃的番茄酱，那些洋客人们还是吃得鼻子冒汗，簌簌作响。我不擅厨事，但也知道写文章某程度上和做菜相似，要懂得就地取材，更要懂得随“材”应变，这样章法才能曲折奇特，也才能在俭朴之中，起得铺张，收得干净，功艺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