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官家喉舌还是为民意发声？

答案不言而喻。但历史为镜，观照之下劣迹斑斑，媒体不免遭到当权者管制而无法以独立与公正角度报导。在《从暹罗到泰国：失落的土地与被操弄的历史》一书中，媒体成了当权政府的机器，目的在于激起民愤，引导民众将矛头一致朝向敌对国家。

该书主要讲述暹罗（Siam）转向泰土（Thailand）的历史进程。在资讯还未因网络而爆炸互通的年代，纸媒、广播与电视节目等，都是国民得以理解国家政策的主要管道。因此由当权政府控制媒体散播资讯，民众接收后的反应，皆是作者用以研究的素材之一，并借此顺理出“失土论”构成的“国耻论”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架构。

在1983年爆发的法国-暹罗危机，暹罗放弃了湄公河左岸的领土主权。虽然经由暹罗王室的“国族主义”论述包装下，失土是一项不得不的举动，目的是为了维持国家的和平与独立。同时，失土却造成了西方侵略的耻辱感，尔后执政的披汶政府更将此历史事件作为“选定创痛”。借由官媒散播，形成举国愤怒的国耻论，借此稳定从王室政权过渡的军事政权。

国耻论的诞生，促使披汶政府将“暹罗”（Siam）易名成“泰土”（Thailand），借此将失去的湄公河左岸的领土主权，以及周遭纳贡的小国收纳在泰国领土中，并广泛绘制与影印地图，借由官媒与空投散播。作者在书中指出，这些地图除了影响暹罗领土内的公民，也成功激起“失土”内的民众对于泰土的身分认同。

另一方面，国耻论亦合理化泰国接下来的外交战略——1941年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入侵、铲除国内天主教的策略、与二战日本战略合作成为泛亚主义的一员、二战结束后与法国和柬埔寨争夺柏威夏主权等等策略，当权者都无可避免以国耻论包装，希望借此激起民愤，举国将枪口举向国外。

可吊诡的是，二战结束前，泰国放弃了泛亚主义转而倒向同盟国，借此避免战后的政治清算。然而之前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夺回”的领土却必须再次交还法国，泰国举国上下再一次经历“失土”引起的“国耻”。

国耻论稳固军事政权

书中作者不厌其烦的引述各种媒体资料，似乎有意将国耻论的形成与效应，与官方操控媒体合而为一。同时根据史料，国耻论的诞生一方面稳固披汶为首的军事政权，一方面也撼动着当权者，其主要关键在于当权者亦受到民愤提出的控诉，同时受制于国际形势而无法有效纾解民愤。

而在资讯量爆炸，媒体逐渐失效的网络时代，一如现在大马民众对于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各自获取资讯管道皆不相同，如何分辨与反思资讯真伪成了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