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有什么用？想当年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不就是要给他的宋朝皇帝看的吗？希望能借鉴历史来治理天下。然而世人却偏不以史为鉴，你又能怎样？

另，据说毛泽东也是最爱读《资治通鉴》的。但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历史的教训〉指说，可惜毛主席熟读《资治通鉴》，只学会了历代帝王如何运用权势，纵横捭阖，以巩固其独裁统治，而丝毫没有接受历史的教训。千家驹还指出，古代中国政权之败衰，其中一个大问题就出在“立太子”，也就是安排“接班人”的问题。读史至此，呜呼哀哉。

国庆日首相献词，说要和谐共处，担忧那些抗争的事。赞同啦！但什么是和谐？为什么要抗争？余英时在〈人文研究与泛政治化〉一文指说：“人群相处有抗争，也有和谐，这是常态。但抗争是不得已，和谐才是文化价值。”

余英时说：“和是恰到好处的和谐，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例如诗与音乐皆以“和谐”为极境，其作用则在使人的灵魂得到和谐。这是最高的文化价值，也是一种人文素养。对为政者而言，也是你应该要有的“政治理想”吧！

另，人群为什么会有抗争呢？余英时认为，当“人遭受到不平的待遇，因而倾向抗争。”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语）。余英时指说，“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受压迫的个人或群体取消抗争。”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抗争当作最高的文化价值。“局部抗争是为了取得整体和谐，不是为了抗争本身的不断扩大和升高。这在有自由和容忍的民主秩序中是一个可望而又可及的目标。”

你是什么“人”，从来就不是什么敌对关系。是谁把它泛政治化了呢？余英时指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误会总以越早化除越好，如果刻意加深，难保不会发展到星火燎原的地步。”

余英时的话，一针见血。问题是，是谁激化这种“误会”和“隔阂”？政客，包括在野，也包括在朝的，甚至是那几个掌握大权的，身为执政党领袖的，你更要慎言才是，更要谦卑才是。你不慎言，不谦卑，上樑如此下樑必歪。上行下效，众人皆狂、皆暴，迟早会出大事。你再不慎言，再不谦卑，恐怕还真要“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不要再怨恨谁。我们的国家不能再承受那些有的没的仇恨。是的，我们要“和谐”，也要了解一些人为什么要“抗争”。不是吗？

余英时还在《人文与民主》一书这样指说，民主体制不在于好或烂，而是一个关于品质的问题。这里面涉及一个“自由传统”的文化背景，或谓公共文化的问题。民主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背景，不容易发展有品质的民主观念。这样的“投票”（不管你是18岁还是9/岁），对国家发展是很危险的，造成的破坏性更大。余英时认为，民主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的问题。只是一人一票，这可以变成多数人的专制。如果对少数人没有尊重，中间没有文化的成分，这种民主不是高品质的民主。民主若仅是一百票就胜过九十九票之类的，真是太粗浅的认知。余英时严正指出：民主的“质”的问题，“就是领导社会、政府各阶层的领袖，必须要有高度人文修养，否则不配做民主时代的领袖。”

少了人文修养，会怎样？《宋书》〈袁粲传〉就记说这样一则寓言故事。古时有一国家，国内有一口井，号称狂泉。国人饮喝此井之水，无不发狂。国君因是饮汲另外挖掘的井水，独得无羔。然而国人既已疯狂，反说国君之“不狂”为“狂”。于是共谋策划把国君给抓了，说要治其“狂疾”。针炙药物都使尽，国君承受不了其苦，于是也和国人一样喝了狂泉的水，饮毕便跟着国人一样疯狂了。“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国家上上下下都发疯、发狂了，“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来来来，饮胜饮胜。

这显然是从政者丧失了原有的理智和政治理念，民粹式的从众。全民皆狂，这国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