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Toni Morrison（1931－2019），8月5日去世了。她是美国非洲文学重要作家，1993年成为首位非裔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你不了解摩里森，我们有马华作家贺淑芳为你解读。

宠儿的眼睛看哪里，丹佛就朝那里望去； 可是那里漆黑一片，别无他物。

“谁的脸？是谁？”

“我。是我。”                            ——摘自何文敬译《宠儿》

“那不是一则可以流传的故事。”这世上，并非一切事件，语言都可叙。不过摩里森总能为这些艰难的追忆，调度前后时空。拉回那些被排挤到边缘的过去，这正是文学书写的未来。1970年，摩里森出版第一本小说《最蓝的眼睛》时，她已经38岁，离婚，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纽约出版社任职了好几年。从最初编教材到后来勤于发掘年轻作家，已有建树，当时还是出版社罕见黑人资深文学编辑的年代。

她从第二部小说《苏拉》开始，就写出让人惊叹不已、时空叠展得异常绵密的小说。角色们从不同的时间点上追忆倒叙，小说就是一大丛回旋萦绕的回忆。所有的人与事都过去了，正因其逝，地方、空间、事物与情感，才把人魅惑垄罩。回忆登场的舞台，是一座黑人聚居的虚构城镇。这城镇始于一个甫获自由的黑人农奴，从主人那里获得的贫瘠山坡赠地。但随着主角苏拉于1940年死亡、以及白人计划兴建高尔夫球场，这座城镇也行将消散。

抵抗市场的文学观

但创作来自内在是什么意思呢？写自己要写的，并不是指全然不关心他人。小说是门写给远方﹙不是指地理人群意义上的远方，而是指相对于自我这洞穴外边的“远方”﹚的文学，从内在渡至外边——到他人与社群那里去，也从“既知”探索到“未知”的灰色地带那里去。故而“内在”，指向那种抵抗市场趋势、政治干涉、父权体制或僵化的文学观，绝不妥协的内在抵制力量。全世界的女性小说，体现出来的特质与文学理念，繁茂多元，她们丰沛的想像力与各自独立的文学主张，犹如自然生态繁茂且殊态各异。如布朗修所说的，文学必须渡越到外边，也唯有当作者从文本里退让出来，才能让出空间给读者进驻到里头去。

吊诡的是，越是能够从自身生存脉络﹙历史、当代、语言、地方等等﹚具体明确地写，就越能流传甚至跨界。摩里森固然不写附属于白人文学的黑人文学﹙不能为了吸引白人读者而致力舞现黑人的异文化情调﹚，但她也不屑跟风50、60年代以来海明威、费兹杰罗等人写个体孤独与疏离的城市文学。她判断这些白人男性作家写的现代文学，没有她要的东西。在一次受访报道里，摩里森说，像海明威、费兹杰罗那样，书写城市的方式，对她而言是不足够的。对这些作家而言，仅需在落笔时一提城市的名字，就足以注入主人公置身的城市氛围，但对一个黑人来说，同样一座现代的城市，却垄罩着全然迥异、更为辛酸难叙的记忆与滋味。

与白人不同的叙述方式

摩里森说，“我们”﹙即大部分黑人﹚的生活和文化，都从散居各处的城镇积淀而来，并不只是大都会而已。黑人的语言、文化特质、神话与歌谣音乐，几乎也是南方的。为了写出黑人文学中的城镇生活，摩里森说她得寻找跟白人文学全然不同的叙述方式。这份关切全然是现代的，书写工业革命之后的黑人中产阶级，小说需要新的画像去取代旧日画像。这群像图也是必须得从内在的良知与意识而来。作家得一行一句实现自己想要的书写。这股创作能量并不从外边来，它来自内在，不为市场主流或讨好读者趋势而写，才可能开创出自身独具一格的书写。创作者固然可以吸收文学的经典艺术成果，甚至吸收广大出现在流行文化诸如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中的陈腔滥调（cliché）。但吸收不等同于模仿，其差别就在于文本对素材的消化与重构脉络的层次。拒绝模仿与膜拜，如同拒绝被殖民，或掉入那犹如法农笔下的，相对于另一个强大文学系统而对自身文化的自卑心理。艺术创作，就如自愈者才能治疗他人。

多线叙述，追溯三代

在采访录《对话》里，摩里森如是说﹕“我不能写一个悬浮于真空中的家庭或个人，我得知道其家人从哪里来，以及那些地方的意义。”她的小说前后盘叙，多线叙述，追溯三代，各从不同的时间年分，围拢、穿织，让人看见创伤是如何历代延续、承担，因而自爱与爱人的能力才变得如此匮乏又艰难。有时光从取名就可感受自嘲智慧。在小说《苏拉》里的婆婆，有一阵子她把所有镇上出生抱来给她取名的婴孩，全都名为迪威（Dewey）。这些迪威们长大后，只会爱他们彼此自己而不会爱别人。

《苏拉》里写一座虚构的城镇谷底﹙Bottom﹚里的人事，里头有个在一战后归来的老兵，自1920年以来，每年1月3日总会摇铃穿街，一边唱歌一边宣布这天是“全国自杀日”。摩里森在解释这城镇的虚构性质时，说它聚合的黑人生活丰蕴，于她熟悉得有如“流动的盛宴”，这词语虽来自海明威的小说书名，却转移了譬喻的脉络，意指那些白人作者如海明威所不能涉入的黑人生命意蕴。主角苏拉，来自奇怪的家庭。从她的祖母、母亲到她自己，3个女人都渴望男性的爱，与很多男人有性关系。苏拉小时候回家，撞见母亲在与男人做爱，打那时她开始知道，人的存在牵缠着身体与欲望之间的深渊无底。苏拉后来长成一个对他人漠不关心，让黑人社会简直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的一个怪物。她跟许多男人，包括白人男子做爱，甚至也跟好友的丈夫上床，使好友因此离婚。那崩溃的隐密线索似乎始于，童年时某次她们在冰上玩游戏，失手使邻居小男孩死亡的意外事件。虽说是出于意外偶然的死亡，她们共同隐瞒起这件事。此后，两个女孩的人生方向各自迥异。小说从这道宛如冰雪地中的深深裂隙，倒叙回两家人的母亲、祖母、兄长、父亲各自不堪的失败经历，小说打从核心严厉批评了父权制的常态秩序。她消解那核心，不是通过示范理想的女性主义，反而是透过崩溃的失败人生，也意识到，苏拉所做过的那些事，自己或任何一个看似“健康正常”的女性，也有可能会做的——意识到这点，那些被视为异己或异质的因素，并不多么他我之间截然二分。身而为人，从欲望与心灵深处，恐怕相似共通点也很多，也才因此有可能交流。

男女相遇，丰富性别世界

批评父权制度，并不等于说男人就是敌人， 也不是为了消除另一个性别的存在，而在于其本质化二分僵固的等级制度。“男性与女性的相遇可以丰富彼此的性别世界，”此外，基于黑人男性在白人文学中的刻板呈现，使她很敏感，没有办法像白人女性作家批评男人那样地书写黑人男性，而且“没有男性的世界，也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

因此，她写作上要实现的，是可以相信为真的人物，无论那个角色是男性或女性。如《所罗门之歌》以男主角奶人为叙述主线，从他出生、恋爱、对女朋友始乱终弃、乃至到出走寻宝，结果他只寻到骨头，而非黄金。从这一袋骨头里，他一点一滴拼凑回家族失落的记忆，发现自己实在不懂得爱。“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不会因为残酷地剥夺掉一个爱他的女性的生命，而麻木不仁、不感痛苦。”因之在漫长的旅途里，奶人逐渐学习放弃自我的防卫。在旅行终结时，小说没有明确的结局，暧昧地衔接回小说开头，那句黑人会飞的民谣。小说保留了几乎是无止境的丰盈歧义。

小说无须为读者解答或赋予明确的抉择。因为对事物差异的看法，也就是体认这个世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大部分情况之下，很多看似二择一的命题，根本不是必然冲突的命题，只是维护父权制与异性恋二元对立的秩序观念才导致如此。欲望的杂芜在人性里本来就并存，其实本无错，是父权制建立的规范，才模塑出洁癖的秩序。

二分对立导致的盲域，不仅见于族群政治，也存在人际乃至到爱情、自恋、家庭暴力与婚姻之中——如同白人对黑人投射的偏见与歧视，源于可怕无法逃避的虚空。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罗里，那些意欲借由扭曲他人、不去理解、不愿去认识，就毫无脉络地任意歪曲抹除他人的偏见意图，不也面临这份空虚？在《宠儿》之后，她写的《爵士乐》﹙Jazz﹚创造了一部无法指涉叙事者为何人的小说，我们读完整部小说，仍然无法判别这把不可靠的叙述声音到底属谁。小说一开头就是“嘘，我认识那个女人。她就住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到结尾，这把全知的叙述声音再度自我调侃：“我就是那个暴风眼”。但这把捉摸不定的声音，也是摩里森所创造出来的，与白人文学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声音，它爱城市，喜欢城市，但又同时能够诉说前因后果，知道黑人们来到城市之前的历史过往。创造的能量，源自意识到空虚，对主体所欲逃避的忌妒、历史阴影与空虚都有了自觉，“创造我，重新创造我”，把曾经遭受过的抹除克服，重新创造小说的叙述者﹕“因为，看哪，看哪。看看你的手在哪儿。”这里不说头生，只说了写作的手。

延伸阅读

·最蓝的眼睛：11岁黑人女孩琵可拉祈求自己的眼睛能够变蓝，以便看起来像金发碧眼的孩子那样漂亮，那样讨人喜爱。琵可拉以为这样能使其人生从此不同。

·苏拉：记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黑人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的1960年代，一个谜样的女人和俄亥俄州梅德里安小城回荡不绝的爱与恨。

·宠儿：70年代的一则报道：一个女黑奴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原因为不让孩子遭受奴隶制度的迫害，系狱的她依然坚信自己没错；此书即由此报道延伸而来。

·所罗门之歌：作者转化了“成长小说”的传统，运用“飞行”和“慈爱”两个主题，阐述黑人所受到的压迫及忽视。“飞行”代表逃避或对抗，“慈爱”则代表黑人社群未能说出的愿望。

·爵士乐：以鲜明热烈的音乐为背景描述着20年代，纽约黑人住宅区的生活型式，在一个充满机会与诱惑的都会，一个吸引南方黑人寻找梦想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