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表示，政府计划将政府部门是否具有1%的残障公务员，作为其绩效指标。然而，“O.K.U.崛起”（O.K.U. Bangkit）动员主席罗斯里认为这项条例没有强制性，最终只会流于形式，许多政府部门都不会执行该条例。此外，该条例最终只会惠及小部分人，无法改变残障人所面对的困境。

“有些残障人曾接受高等教育，有些则没有，如果只是1%的公务员，事实上这只解决了少于10%的残障人的就业问题，另外90%的残障人依然没有工作。”

●报道：本刊 刘存全
●摄影：本报 赖国华

初次见到莫哈末罗斯里（Mohd Rosli Ibrahim），是在孟沙的一家嘛嘛档楼上，罗斯里与朋友善用嘛嘛档的空间，举办一场名为“伊斯兰运动中的残疾人”座谈会。

罗斯里在闷热的空间里四处走动，除了卖书与协调活动，也上台发言总结。弱视的他缓慢行走，但一拿到麦克风，便连珠炮似地发言，对观众进行各种诘问。看似动作迟缓的他，似乎暗藏着丰沛的能量，随时蓄势待发。

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视障者

1970年，罗斯里生于吉兰丹乡村地区一家贫苦的马来家庭。他说，父亲的工作是拖着三轮车，从火车站帮忙运输货物，赚取三至四令吉的日薪。

罗斯里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自小弱视，但家人未曾察觉。9岁那年，他开始到吉兰丹巴西马（Pasir Mas）就读二年级，但“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懂得怎么写。”

不久后，校长告知家长，罗斯里的视力不健全，坐在班上第一排仍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推荐父母带罗斯里到社会福利局咨询。随后，罗斯里到新山伊丽莎白公主特殊学校（Princess Elizabeth School For The Blind）求学。当罗斯里到了新山的新学校，“我见到其他人，才知道我不是这世界上唯一看不见的人”。

特殊学校毕业后，罗斯里到吉隆坡咖啡山的圣约翰国中求学。中学毕业后，活跃于吉隆坡的讨论与读书活动，累积人权、文化批评、伊斯兰运动、残障研究等领域的知识训练。

O.K.U.崛起！

来自底层社会的罗斯里，关心社会，却不是关在设有空调的办公室里为视障者服务。办活动时，都选在闷热的嘛嘛档，与群众分享。

罗斯里在公共场合和各大专讲演关于残障人的困境，2011年末，罗斯里与数名社运分子策划了“O.K.U.崛起”（O.K.U. Bangkit）运动，他的身分为动员主席（President Mobilization），通过呈交备忘录，要求政府修改与完善与残障人相关的法律政策。

罗斯里在运动中扮演发言人的身分。备忘录最终呈交给大马人权委员会（SUHAKAM），但罗斯里认为，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向当时的民联领袖安华施压，让民联将残障人的诉求纳入竞选宣言之中。

“我们知道，纳入竞选宣言后，他们不一定会实现诺言，但这成了一个纪录，残障人的议题开始被重视了。”

“O.K.U.崛起”的宣言涉及了残障人生活的各方面权益，提出的诉求包括法律应保障残障人免受歧视、自动注册残障人身分、教育权、就业权利等。

视障者能做的事太少了

工作时，罗斯里由友人陪同，到大排档的桌子向食客兜售纸巾。卖纸巾是个备受污名的工作，然而，却是底层视障者谋生的方式。

罗斯里说：“很多人不了解卖纸巾的人，以为他们在乞讨，事实上他们都是有工作能力和才干的人，因为没有工作才必须卖纸巾。”

询及政府可以怎么保障视障者的工作时，罗斯里忆起1995年在看国际新闻时，听闻韩国视障者的抗争新闻而大受震撼。

“当时在韩国有一场示威活动，是视障者抗议，要求韩国政府将按摩业限制开放给视障者。”

罗斯里对韩国视障者的抗议感到困惑，当时还在中学念书的他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他逐渐意识到视障者的职业选项少，其中不仅是个人的残疾问题，更是国家制度缺乏给残障人的就业保障。

如今，早已进入社会工作的罗斯里无奈表示：“视障者人数多，但是可以从事的行业少。视障者看不见，不能开车驾Grab，也不能偷窃或抢劫，他们能做的事实在不多。

“过去许多视障者选择兜售物品，但现在渐渐没有人做这一行了，现在都以售卖纸巾和卖唱为主。”

他也指出，卖纸巾的视障者承受许多社会污名，常常受到社会大众指责为“地下集团的一伙”，甚至在兜售过程中被当面辱骂。

罗斯里点出，视障者并非怠惰或缺乏才干，缺乏工作机会才会被迫以卖纸巾或街头卖唱为生。他建议，我国政府应该设立一个社区，成为视障者经营生意或演出的所在。

“我们不能依赖政府给予资助，政府的功用其实是为残障人创造一个安全、没有歧视的环境，让残障人可以自由行走、工作、生活。”

缺乏数据，政策跟不上民情

今年6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表示，政府计划将政府部门是否具有1%的残障公务员，作为其绩效指标。她表示，虽然前朝政府早已实行该政策，但由于条例缺乏强制力，该政策没有严格执行。她也表示，该部门计划以扣税的方式，鼓励企业聘请残障人士。

然而，罗斯里认为这项条例没有强制性，最终只会流于形式，许多政府部门都不会执行该条例。此外，该条例最终只会惠及小部分人，无法改变残障人所面对的困境。

“有些残障人曾接受高等教育，有些则没有，如果只是1%的公务员，事实上这只解决了少于10%的残障人的就业问题，另外90%的残障人依然没有工作。”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全球约有15%的人口具有类型与程度不一的身体残缺。换言之，每6个人之中，就有1人具有身体残缺。

然而，我国与残障人相关的数据无法通过任何管道取得，无论是各个类别的人数，或是全国的总数字，社会福利局都没有具体数据。

罗斯里认为，这将导致我国残障的状况被低估，甚至被视为不见——以为那只是少数人面对的困境，忽视的结果是社会舆论缺乏讨论，公共政策也排除他们的需求。

“我们没有个别残障情况的数据，因为我国有很大的类别，却没有往下细分各个小类别的数据。例如，有多少个国人有自闭症？我们不知道，因为都被归类到‘精神疾病’一栏。

“又比如，拥有多重残缺的人有多少？以聋哑又视障的人为例，他们应该被归为聋哑，还是视障呢？”

谁该对此负责？如何改变？

罗斯里认为，只有掌握了相关数据，了解我国残障社群的具体情况，政府才能对症下药，仔细规划改善残障人困境的对策。

然而，我国的残障人并非强制被登记为残障人身分，这使到许多处于偏乡地区的残障人没有注册为残障人身分。“即使他们不去登记，社会福利局不会催他们、注册局也不会催他们，他们想登记才去登记。”

罗斯里以自身为例，当医院证实他为视障者后，他必须到社会福利局才能注册为“视障者／残障人”。“卫生部和社会福利局之间没有联系，当我们在卫生部被证实为视障者后，并不会自动登记为残障人。”

过去，社会福利局会展开全国的推广运动，到城镇与乡下宣导，鼓励残障人与家长到社会福利局登记。若该部门不积极推动，则有许多残障人不会主动登记。

罗斯里认为，残障人所面对的种种难题，需要跨部门的合作来解决。以残障人自动登记和掌握数据为例，便需要卫生部与社会福利局的合作。

他建议，新政府应该善用现有法律体系所赋予“全国残障人理事会”（Majlis Kebangsaan Bagi Orang Kurang Upaya）的平台，让不同部门的代表都可以一同讨论与决策。

“举例而言，如果部长要推行残障人自动登记，她可以直接做，不需要修法、不需要通过国会，她有权力召集来自各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通过这个理事会，一同商议怎么推行新措施。”

罗斯里指“全国残障人理事会”常被忽略，无法发挥任何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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