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谷不跳舞。他像个急性子的孩子，火车还没完全停妥就率先跳下，然后气急败坏地低下头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总是那么的焦虑，总是那么的害怕拮据的生活平白无故地又出卖了他。我常在想，如果让我在那金黄得犹如林火焚烧的玉米田里遇见梵谷，我一定会将他拦下，然后问他，“梵谷你为什么不停下来跳个舞？”而当然，梵谷不会告诉我，他从不跳舞，是因为他有先天性晕眩症，他害怕悬崖，害怕噪音，并且总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离海面离得远远的，害怕坐在细长的渺无人烟的岩岸边俯瞰大海——更何况，他的日子从来都腌臜卑微清苦，又何足高歌畅舞？

而当天晚上梵谷就给他弟弟写了一封信。他问弟弟，还记得他那幅画着黄色的玉米田和金色的阳光的习作吗？画里头远远的一个角落，特别加上了一个矮小的忙着收成的农民。他告诉弟弟，他终于解决了画里头那一大片如海浪般扑将过来的黄色，他决定采用厚涂法，直接在画布上将那一片黄色推开来，他要的是轰轰烈烈，会从画里跳出来咬人的纯铬黄。因此你如果稍微懂点画，就知道梵谷的画从不遵守任何系统和派别，从用色到笔触，永远都我行我素，他只单纯地信奉想像力，他喜欢用不规律的手法击打画布，东泼一点，西抹一块，并且特别喜爱被画家们认为禁忌的普罗士蓝和柠檬黄，总觉得画布上的颜色本来就应该越强烈越好，因为最快被时间冲淡的，除了心田里的爱情，还有画布上的颜色。

比什么人都懂得什么是爱情

我特别记得有一年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图书馆翻着梵谷像咖啡桌那么大本的画册，渐渐的在班机延误的焦躁当中，把心给降服下来，整个人掉进他每一张画的漩涡里，并且想起每一张画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忧郁症病患努力克制病情说什么都要把他质疑的生命给画出来的悲怆，我想起他说，他一个人在荒凉的旷野里作画，必须一边用手按压着帽子，一边手忙脚乱地让画架牢牢地稳定在石头之间，因为旷野里的风撒起野来，像个野性难驯的孩子，会把他的画笔和颜料吹得七零八落——而且他穷，他说，他不画，其实不是因为他没有题材可以画，而是30号的画布和颜料都太贵，所以他只能避开油画，只画大量的素描，因为素描不费钱，只要用一枝切鹅毛笔的方式切出来的芦苇杆就可以了，他还沾沾自喜地说，法国南部的芦苇比起巴黎的芦苇长得要粗壮多了，画起来特别顺手。而梵谷一点都不怕穷，他只想不必住在破烂的客栈，有一间自己的画室，自得其乐地安度余生，那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甚至写信给他的画家朋友贝尔纳的时候说过，他每天只需要4个法郎就可以过日子，有时4天只吃两顿饭，间中则服些草药，帮助焦虑的自己镇定下来。偶尔吧，通过当艺术中介的弟弟把一两张不具名的小画给卖了出去，那他就可以给自己添杯好酒和一管烟草，算是给自己一小份打赏，而且他一向肠胃不好，必须很小心地呵护自己的消化系统，才有办法吃得下硬饼干和水煮蛋。

可我有点好奇，平时看上去是那么笨拙而寡言的梵谷，在信里竟展现出奇娴熟的温柔，他常常写信给他的好朋友贝尔纳和高更，谈画谈生活谈人生，却只字不提爱情——不提。生前画过的超过两千幅画里面，一笔也不提；不间断地写给他弟弟、塞满了整个抽屉的八百多封信里，一句话都不提；甚至连耳朵都割下来了，也还是绝口不提。但我一直觉得，你如果看得懂他画的紫罗兰色的星空和麦田上的乌鸦，就应该明白，其实没有谁比他更懂得什么是爱情。

莎士比亚说过，“情人，诗人，狂人，都是一家人。”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梵谷。想到他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在街上把一个不断来回向过路的男人乞讨的怀着孕的娼妓领回家，明明自己已经穷得只能够吃不涂油的黑面包，还是决定把仅剩的食物分一半给她，并且把她留下来，让她当自己的模特儿，付给她微薄的酬劳，最重要的是，让她不需要再挨冻沦落街口向过路的男人乞讨一顿晚饭，甚至省下自己喝咖啡的钱，给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买几件衣服，再送她到邻镇的产房，安心地把孩子给生下来。

而我也没有忘记某一年早春在巴黎由火车站改造而成的奥赛博物馆站着看他的自画像。当时身边虽然不断地有人像鱼群一样窜来窜去，但我动也不动，对着画像怔怔地站着，一点也没有浮躁不安，仅仅感觉到，“天光乍晓，恍如惊雷”。也应该是在那一刻吧，我盯着他自画像里头那一对安静但坚定的眼神：这么厚重的颜料，这么专注的凝视，这么绝然的投入，他的画和他的人用情之深，我们都看得出来他比谁都渴望爱，可他偏偏倔强的不肯随口提起他的爱情——是的，越倔强的人，越不肯承认自己用情过深。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梵谷试过为了偷偷躲在门外看一眼他喜欢的前房东的女儿，来来回回走了两天一夜的路，义无反顾地把脚底下的鞋子都给走破了？就算到最后，走进他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那里写生的法国南部的田野，默默地朝自己胸口开上一枪的那一刻，梵谷终究还是不肯承认，他一直都在探索着接近自虐的爱，并且一直都在享受着被得不到的爱辗转凌迟，卑微并且凉薄的快乐。

留下最灿烂的星空最温暖的麦田

当然我是想念梵谷的。纵使姹紫嫣红开遍，我最想念的，也就只有他一个。我想念他无止境的悲剧性，想念他比天地还要辽阔的忧郁感。读他的自传，听他没事人一般说起，他两度被关进疯人院，而且门外总是有管理员和警察监视他的行动，连出个门给他弟弟寄几卷画都被禁止，看来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他是疯子的这个角色——我忍不住别过头，闭上眼睛，轻轻地把书合起来，可见上天有时候真的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和颜悦色，也并不见得对每一个人都网开一面。

他离开的那一年只有37岁，他一边裹着左耳的伤口，一边对着镜子给自己画像，他的理智很明显已经垮掉了一大半，我只记得那张肖像里的梵谷，整张脸都挂满问号，大大小小的问号。但他尽最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表现得出奇的安静，也出奇的专注，甚至写信告诉弟弟，他打算用荷兰“老大师”画家的用色法，给他们的母亲画几张荷兰乡村景象，他相信他们的母亲会喜欢的。而他的离开虽然有点太早，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他彻彻底底告别了贫困、病痛、屈辱、孤寂，并且给自己挣回了仅剩的一点点尊严，这一切人世间的苦，再也没有办法威胁和骚扰他对艺术奋不顾身的投入——他已经用自己急促喘息的生命把最灿烂的那一片星空和最温暖的那一丛麦田留了下来，我们实在不应该要求更多。

岁月长长短短，天空总是刷地就暗了下来，而我总是念念不忘他习惯性地低着头，背部有点驼，常年戴着一顶大草帽遮盖他那头鲜艳的红发，独自在空旷的田野里游荡，寻找一处绝美的景色，可以让他架起画布开始作画——这么样一个孤立而静态的画面，其实比起他任何一幅后印象派作品，更写实，更浓烈、更强大，更能够一下子就击垮我思维里最纤弱最柔软的那一小块金黄色的麦田，然后常常忆记起他在南部的田野散步的时候，举起枪，轰的一声，那枪声安静锝像一枝落单的乌鸦的哀鸣，草草打发了他色调那么浓稠的一生，而他留下的作品却从此闪亮了满满的整个天空。至少往后我们偶尔抬起头望向天空，除了看见繁星，还会看见梵谷。就好像他说的，他常渴望把自己的肖像，画成在佛陀面前庄严顶礼的僧侣，寂寥，但是虔诚，清楚自己仰望以及终将抵达的方向，但读到他对弟弟西奥说的，其实他的灵魂藏有一炉炙热的烈火，却一直都无人前来取暖，旁人走过，也只是瞥见烟囱冒出的一缕尘烟，便匆匆往前直行，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他的画，听一听他说话，因此每每想起他脸上那种无以名状、叫不出名字、但一直在心口上堵塞着的悲怆，我都像毫无预警地被人迎面兜上一拳，痛得把脸埋进手掌，忍不住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