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孙逸仙》所说的，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是一个“错过的约会”。他后来之所以会当上“临时”大总统，主要还在于双十起义，是“无首之龙”。然而，很快的，一个在权术上比孙厉害得多的人成了最大赢家。孙和他妥协合作，后来意识驾驭不住了，“迟来的觉醒”却为时已晚，孙也给他赶走，国民党成了叛乱组织。这名老谋深算，擅于权谋结盟的政客是谁？他就是袁世凯。

把辛亥革命说成只是改朝换代，只是排满运动的结果，未免太过偏面。但也诚如张玉法在《中国现代史》所说的，辛亥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民族主义。在进行期中，没有有力的中产阶级作支柱，领导中心也不够强。张玉法指出，这场革命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另一方面，袁世凯背后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而清朝娃娃皇帝退位后，大多数革命党人已没有进一步的理想和坚持的勇气。旧势力也仍盘踞其间，以上种种原因，这场革命最终变质了。

杨格（Ernest Young）曾著述重新评价袁世凯。说起来，袁世凯还算是个民族主义者，只是我们今天对袁世凯的认识其实很多是来自他的敌人所描绘的形象。

然而，袁世凯为什么要解散民选国会而自以为是“老马识途”的， 傻傻跑去称帝呢？唐德刚《袁氏当国》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袁世凯本是一个旧官僚，却也是一个智商很高的政客。乘乱抓权，搞起新的寡头政治，做法自便，出手不俗。他也是抛飞饼高手，立场和讲话翻来翻去的。他曾告诉世人，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之后又说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自己做了皇帝。惟唐德刚也指说，这个开倒车的错误判断，“固然是他自己糊涂，但也是他身边一些颇负时誉的策士在全国充满民怨民愤的气愤之下，把他推下水的。这也是事实。”老百姓怨什么？愤什么？很简单，民生不行，日子过不下去啊！但在“驱逐鞑虏”之后的民国，竟是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唐德刚问说：“此翻政治恶劣，社会崩溃，是谁之过？账不能都算在袁氏一个人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

有人说，袁世凯承接的是一个已破产的政府。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指说，袁世凯称帝的奇怪行为，有其错综复杂的背景。首先是他个人的野心，其次是他的新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他本人在新政府中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及财经的可行性。面对这些难题，他误判以为实行独裁，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始终搞不清楚，人民的不满和反对声浪，究竟是对他本人的辱骂与不敬，还是实实在在是贫苦大众的合理诉求。他极想透过军事改革和教育改革，以强化中国，但新政府实在太穷，你要强征税收或增税，这是老百姓最讨厌的事。借外债吧！其他国家也没多少钱借你。日本倒是例外，野心勃勃来跟你谈“条件”。若敢拒绝，你给我小心点。这国家更乱了。

袁世凯暴毙，留下一大堆问题，战祸人祸连连，而民主政治在中国也连“虚像”都散了。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书阅至此，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