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业是历史悠久的老行业，这块土地也给了陶瓷业者藏量极其丰富的优质好土，怡保有没有机会成为景德镇或莺歌？

又或者，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陶瓷业沦为夕阳行业？

关于陶瓷业的历史，霹雳陶瓷厂商公会并没有完整的记载，许多的故事和大概的脉络都是从长辈口中传下来的。

公会会长郭俊杰侃侃而谈：“听长辈说，七八十年前，来自中国潮汕的先辈来到江沙路一带，发现当地的白黏土黏性好，杂质不多，适合做陶瓷，再加上这些先辈在老家本来就是做陶瓷的，所以就在此落户，设窑制陶。”

除了拥有好土，当地也有一条巴里河，附近还有连绵不断的橡胶园和树林。先辈以锄头挖泥，用人力或水牛踩踏搅和，烧陶需要木柴，橡胶园和树林里有用不完的木柴，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之下，陶瓷业很快发展起来。

据悉，早年在江沙路做陶瓷的先辈差不多清一色来自广东潮阳县，也就是潮州人，姓陈者占了十之八九，其次是姓方。最初的陶瓷厂多集中在江沙路和巴占新村尾，和丰、木威等地也有零星的工厂。

郭俊杰又透露，做陶瓷的先辈几乎都是做胶杯起家的，“当时橡胶行情好，市场需要大量装胶汁的小陶杯，陶瓷厂也因运而生。1960至1980年代，国家持续发展，发展商需要排水管，陶瓷厂就转向生产排水管。”

1980年代后，本地出产的花盆开始受到外国青睐，在1990年间，霹雳陶瓷工业每月平均外销100万件陶器至英国、美国、德国等，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国家经济受到重创，陶瓷业却一枝独秀，完全不受影响！

进入2000年后，市场形势起了变化，“欧洲的订单少了80%以上，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倾向于使用轻型器皿，轻巧的纤维黏土取代了沉重的陶土，成了最新的潮流。”

除了订单锐减，本土陶瓷业也遇到瓶颈，“政府打压外劳，很多陶瓷厂请不到工人，订单少，人手不足，年轻人不愿意接手，很多业者看不到出路，每年都有一两家厂关闭。在陶瓷业的鼎盛时期，我们的会员有七八十个，现在不超过30个。”

陶瓷业何去何从？！

根据矿物与地质局的鉴定，霹雳州的球状黏土估计有4亿4000万吨，陶瓷原料藏量是全马之冠，此外也发现了高岭土、云母、石英等烧制高档瓷器的原料。

报告显示，在2017年，霹雳州的高岭土产量达35万4714公吨，全国有24个高岭土产区，其中15个在霹雳州。高岭土的品质有优劣之分，柔佛和彭亨出产的高岭土每公吨价格介于20令吉至40令吉，登嘉楼出产的每公吨是120令吉，霹雳州则每公吨介于80令吉至300令吉，无论量或质，都傲视全国。

叫人遗憾的是，由于业者普遍缺乏资金和技术，大多数工厂仍以制造花盆、排水管等粗陶为主，用不了那么好的土，所以这些高岭土都出口到国外。

陶瓷业是历史悠久的老行业，这块土地给了我们存储量巨大的优质好土，走过了大半个世纪，怡保有没有机会成为景德镇或莺歌？又或者，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陶瓷业沦为夕阳行业？

陈纬彦：从香炉到精巧食器

陈纬彦是陶捷坊的创办人，也是捷成陶瓷有限公司的第三代传人，陶瓷工厂坐落在巴占，主要生产香炉、烛台、骨灰坛、调味料罐等，“全国只有我们一家厂还有生产这种猪肝红的传统烛台。”陈纬彦笑笑说道。

他坦承，这些年来，看着陶瓷业走向没落，心里常感焦虑，“我常常问自己，像这种消失中的老行业，要如何活化？如何延续它的生命？”

几个月前，他从My Road Planner文化出版公司创办人卓衍豪那里听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创生”，回到陶瓷厂后，他看着那些香炉、烛台和调味料罐，突然灵光乍现，在那一刹那间，心里生起一种绝处逢生的喜悦。

他用香炉的倒模，做出像碗又像碟子的食器，烛台则变成了清酒杯，盐罐化身成了趣致的崩口碗，崩口处正好可以架起筷子！

上釉的时候，他故意留下指印，把手的温度留在食器上，每一件作品的底部留下签名和“Ipoh”的字样，创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性美。

这批食器于10月14日的实验餐会上第一次亮相，赢得在座客人一致赞美，陈纬彦脸上焕发自信的光彩，笑道：“这是我从事陶瓷创作的另一把火。”

陆书鸿： 不被泥巴控制

我们习惯说陶瓷，事实上，陶是陶，瓷是瓷，遇到钻研型的陶瓷业者陆书鸿，我们很幸运上了一课：“简单来说，吸水率12%以上的是陶，8%左右的是半瓷，英文称stoneware，0%的就是瓷了。”

怡保陶瓷工业以生产粗陶为主，也就是最低阶的产品，“因为我们不会控制泥巴，做了几代人，方法没有变过，所以只能落在别人的后面。我们至少要明白泥土里的成分是什么，学习控制泥巴，不要让泥巴控制，多用科学做分析，陶瓷工业才有望向高端化提升。”他振振有词。

陆书鸿初入行时也是做花盆，但他求知若渴，好奇心比人强，花盆做腻了，就转去挑战半瓷产品，茶壶茶杯也做腻了，就把时间和心思都放在耐热瓦煲的研发上，大约在5年前成功研制出干烧不裂的瓦煲，他把得意之作取名为“S.H. Claypot”，“S.H.”即有Super heat resistant超耐高温的涵义，也是陆书鸿英文名字的缩写。

工厂每月产量介于6万至8万个，70%供应本地市场，新加坡和泰国市场各占20%和10%，他的技术也被中国福建德化的一家挂牌公司买下，推出主打干烧不裂的锅具。

耐烧瓦煲大受欢迎，但陆书鸿却选择做代工，不打自己的品牌，原因是“想要有更多时间研发新产品”。

他谦逊地笑道：“我自己买书看，自己做研究，东西想不通时，晚上枕头垫高一点，继续想！我也常跟德化那边的同行交流，他们叫我‘教授’，我不是，我只是对泥巴很有兴趣而已。”

江沙县古老手工艺──纯手作陶葫芦

许多国人不知道怡保陶瓷业曾经盛极一时，但大多数人却对江沙县的Labu sayong略知一二，知道那是一种有着纯朴泥土气息的葫芦形状陶制器皿。

在霹雳，江沙县也是陶器手工艺最发达的一个县，根据大马手工艺促进局霹雳州分局的统计数字，州内向该局登记的陶器业者有129位，其中109位来自江沙县！

如果你以为这些工匠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那你错了，他们之中不乏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新血的平均年龄介于20至30岁，其中不少是国家手工艺学院的毕业生，回到家乡经营小型陶作坊。”大马手工艺促进局霹雳州分局总监Mohamad Rizan的这一番话，让人听了倍受鼓舞。

他又透露，江沙县陶器业者的人数每年都有持续的小幅度增长，“这些年轻的微型企业家一般带着两三个工人一起制作陶葫芦，生产规模不大，但可以依赖这门手艺谋生。”

陶葫芦是古老的民间手工艺，有些家庭式陶作坊已经传承了五代，百年来变化不大，许多仍以纯手工制作。不过，在手工艺促进局的协助下，陶葫芦也慢慢有了变化，“以前没有上釉，现在很多都有了，以前只是做陶和半陶，2010年后，开始出现瓷器葫芦。”Mohamad Rizan笑道。

手工艺促进局会也颁发“Adiguru kraf”（艺匠宗师）荣誉给国内德高望重、手艺精湛的工艺师傅，霹雳州共有两位陶制葫芦工匠曾经获得“Adiguru”殊荣，其中一位就是71岁的Zulkafly bin Pandak Bedin。

Cikgu No：我快乐，灵魂也快乐！

沙容村（Sayong）很大，村内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陶作坊，一路往里走，最后会进入Kampung Kepala Bentang，这个小甘榜是陶制葫芦的发源地，相传早在1810年，迁居到此地的米南加保族就开始制作陶葫芦了。

虽然陶作坊很多，工匠人数超过百位，但人称“Cikgu No”的Zulkafly bin Pandak Bedin却显得与众不同，不只因为他是“Adiguru kraf”，更因为他坚持全手作的匠人精神。

在今天，村里只有Cikgu No和另一位工匠仍以全手工制作陶葫芦──没有任何模具，从陶土到陶葫芦，全程只用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如小刀、小锯和木工具等，“做出来的陶葫芦没有两个是一样的！”敦厚的脸上笑得灿烂。

──乍看都是陶葫芦，仔细看，腰身、颈部和壶嘴都有细微的差异，把手指伸进葫芦里，触感凹凸不平，那是手指留下的痕迹。

“灌浆就不一样，每一个都像复制出来的，内部也是滑的。全手工制作和模具生产，灵魂不一样。”他认真地讲解，旋即又莞尔一笑：“但现在的人都喜欢倒模生产的东西，每一个都要一样，要完美无瑕，这样才叫美，至于有没有灵魂一点都不重要。”

语气里也许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态度是一贯的憨厚温和，对于新一代的选择他是完全体谅和包容的，“全手工太慢，赚钱太难了，我没有任何负担，所以我可以做。”

灌浆法属于半手工制法，也就是说，只有葫芦身是借助模具成型，其他工序仍然依赖人手。Cikgu No依然记得，灌浆法是在1980年代中期才传入沙容村，30年后的今天却已成为主流，让向来只能慢工出细活的传统手工艺得以赶上时代的脚步。

Cikgu No十多岁时就跟母亲学做陶葫芦，做出名气后，也在霹雳手工艺促进局授课了26年，目前在家制作陶葫芦，“想做才做，没有压力，纯粹是为了兴趣。”他笑道。

那么一只由国家级艺匠宗师以全手工制作的陶葫芦却只卖25令吉，旁人觉得不可思议，他笑着说：“够了啦，我不是要大富大贵，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事艺术的人都是syok sendiri（自爽），我快乐，灵魂也快乐（saya senang, jiwa senang）！”

摄影：陈奕松、陈健乐、郑棋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