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俊奇／生活除了远方和诗，其实还有丰子恺

丰子恺长得真好。长得好的文人其实不少。比如胡适，比如徐志摩，比如梁思成；都眉目清秀，都衣冠楚楚，都一派绅士。就连鲁迅，我也觉得鲁迅长得好，好在一脸的忍辱负重，好在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神色，凝重而肃穆，看上去特别有戏剧张力，只可惜鲁迅身材短小了一些，多少削减了阳刚之气。而丰子恺显然是不同的。虽然身形单薄，丰子恺却长着一张出乎意料的明星脸，轮廓特别深，鼻梁高挺，双目深邃，而且十分上相，在镜头面前神态自若，有点像那些自恃卖相养眼的明星，很是知道怎么在摄影机面前自动把角度调好，适当地释放所谓的个人魅力——当然丰子恺不会去计较这一些，也当然丰子恺不懂得去包装这一些。可我见过好几张丰子恺的照片，发现他侧脸比正脸好看，我记得有一张是他刚从日本学成归来在影楼拍的，时值1921年末，照片里头的他一脸愤愤不平，两边的头发都被刀子削得高高的，简直就是时下最流行的愤青们最爱剪的发型，眼神恶狠狠地瞅着镜头，身上倒是端端正正地打了领带套上背心穿上长袖白衬衫，手里还握着一本半卷起来的书——于是我在想，当年的丰子恺，应该怎么都估摸不到，他往后的形象，竟会是把洋装统统都丢掉，十年如一日地套一袭粗布长衫，在耳朵上挂一副圆形眼镜，并且蓄起了老成的山羊胡须，长长地垂挂在胸前，完全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副把国情世情人间情都看通看透，事事了然于心的模样。

因此我老是反复忖度，这泰半是受了他特别仰慕的老师李叔同的影响罢？丰子恺说过，“凡是先生喜欢的，我都喜欢”。而出家修道之前的李叔同，年轻时随母亲从天津来到上海，整个人洋里洋气的，穿着讲究得不得了，而且十分前卫，完全把自己由头到脚都浸入了上海的纸醉金迷里头，每次出门，穿西服打领结套皮鞋，非得全副武装不可，加上相貌堂堂，根本就是风度翩翩的贵公子，他对丰子恺说，“做人做事，光是认真是不够的，还要十二分的认真才行。”当时的李叔同刚从日本攻读西洋艺术回来，既是留学生，就要认认真真地树立起地道留学生的样子，这不是媚外或虚荣，而是对自己身分的基本尊重。一直到后来李叔同的母亲逝世，他决定回国当教师，这才当机立断，褪下洋服，换上一袭干净无华的黑布褂子，一脸的宽容与谦和，而那褂子上的黑，我印象出奇深刻，黑得谦虚诚恳，黑得不卑不亢，黑得温和而严厉——既是教师，就必须在形象上有教师的样子，就连眼镜，李叔同也从金丝换成钢丝，彻底洗脱在日本当留学生的形象，因此很明显的，丰子恺后来的造型，多少是受了李叔同的影响，庄重而儒雅，能放能收，既有教师任重道远的形态，也有艺术家逍遥自在的做派，自成一格，有如纸窗外纷纷落下的初雪，赏心，悦目。

而我一直特别喜欢丰子恺，对他的喜欢，远在笔锋犀利的鲁迅之上，喜欢他画风的朴实，喜欢他字句的素简，喜欢他泼翻在字画上坦然的才气和干净的孩子气，有一股让人安静下来的慈悲，可以养心，也可以调性，就像炎夏里一壶不知是谁善意搁在郊道旁一座凉亭里的清茶，光是远远瞥见，还未趋前去端起杯盏，暑气就先消了。我尤其喜欢他整个人生一直都很平实地“艺术化”，明明历尽人世间的大颠大沛和大喜大悲，颜面上还是一派的窗明几净——就好像，我从来不敢惊扰在公园或在茶室里打盹的老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他们那一脸的懵懂与混沌底下，心里头其实一路在大张旗帜地上演着和自己的青春十八相送，而那场面之浩大，那鼓声之喧闹，那剧情之曲折，恐怕是超乎我们远远可以想像的——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回忆里头，都是独当一面的英雄。而丰子恺，他特别懂得把苦难的生活过得惬意又有文趣，就算抗日逃难那么艰辛的时候，他携妻带小，在尘烟滚滚的世道上寻找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仍然一路疲于奔命，一路不忘题诗作画撰文，从杭州、汉口、桂林、重庆，每到一处，必作一画，但字画背后藏的，全是他被命运三番几次刁难和盘问，等闲不向人说的委屈。而且丰子恺到底是艺术家，生活上相对总是比较安逸的，即便遇上逃难这么艰苦的事儿，他也可以将之转化成“艺术性的逃难”，路上盘缠使尽，他便让孩子们把压岁钱掏出来，一块两块的洋钱，凑足了路资，又一路往前颠簸而行，每到一处地方，仗着他的名气，就想办法开个画展什么的，只要把画卖出去，一家人的拮据生活就有着落了。而丰子恺在逃难期间的画作，总是避重就轻，轻轻带过老百姓在战祸中的孱弱与微茫，倒是映照出他一如既往地良善，淡泊，谦逊，像一丛青绿挺拔的竹子，纤细而磊落，明明困顿在现实之中，却又有办法跳脱于世俗之上，流散出温润而纯真的人情味。我尤其喜欢丰子恺顺应善缘，顺应天命，顺应弘一法师在他额头上压下的一抹指纹记认 ，倾尽心力，配合出家后法号“弘一”的恩师李叔同，以四百五十余幅画作结合而成的6册《护生画集》——直至弘一法师圆寂，这一系列本着引导众生“去除残忍心，护养慈悲心”的画集，早已遍传天下，而丰子恺更在弘一法师门下，皈依佛法，法号“婴行”——那法号之美，不单诗意盈满，踽踽而行，穿越佛境和法意。

什么都比不上“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石门湾老家

大家都说，丰子恺的字画，像个童心未泯的孩子，特别招人喜爱，因此丰子恺爱猫，也就变得理所当然——我看过一张照片，一只稚气的白猫，一跃而上，蹲在丰子恺戴着冷帽的头顶，丰子恺竟一点也不懊恼，神色自若地继续读书，而从丰子恺身上穿着的棉袄看来，当时应是初冬吧，冬阳暖暖地筛进丰子恺当时住的“日月楼”，那只丰子恺将它取名为“白象”的白猫，大抵为了撒娇，并且顺道儿取一取暖，所以才会跃上丰子恺的头顶，而那画面之和谐，连我这种天生惧猫，曾因被猫儿一路喵喵叫着穷追不舍，而不得不撒手丢下手里提着的咸鱼煎饼便当，转过身落荒而逃之人，也禁不住嘴角泛笑，觉得这样的画面，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美好，就好像丰子恺自认猫缘甚深，常常把猫画进他的漫画里，也常常借猫叙事说道理，我倒是特别对他养的“白象”好奇，因为丰子恺说它两只眼球一黄一蓝，浑身雪白，漂亮得连查户口的警察见了它，也禁不住对它逗弄起来，暂时不查了，而我则觉得这“白象”不就是另一位音乐金童子大卫·宝儿吗，彼此都有神秘的双色眼瞳，在眼光照耀之下，瞳孔细得几乎看不见，神秘得很，也诡异得很。就连丰子恺尊敬的李叔同，也是心思上翻山越岭的爱猫之人，他可以从国外发电报回来，就只为了询问，“爱猫安否”？都说文人爱猫成痴，这事恐怕是真的，而我偏偏对所有动物都生分，都保持客气而礼貌的距离，尤其消受不起猫儿幽灵也似，出其不意把身子贴上我脚边耳鬓厮磨，是于老舍竟每晚都要守门，非要等到家里的爱猫夜游归来才肯锁上家门，落在我眼里，简直匪夷所思。

又比如丰子恺爱喝两杯，在生活最难过的时候，人们最关心的只是身体的温饱，见了面难免要问，吃过饭了没？而丰子恺每次总是摆摆手笑晏晏地说，吃过嘞吃过嘞，其实他哪有吃过什么饭了，不过是喝了几口畅快的酒罢了，他说，“酒是米做的，我喝了酒，不就等于吃了饭么？”大家听了，都只能苦笑着摇头。最难过的是，丰子恺晚年坎坷，遇上了文革，好几次被红卫兵按压在画院的草地上，刷糨糊、贴大字报、抽皮鞭，每次挨完皮鞭，脸色苍白地扶着墙壁脚步踉跄，家人见了眼泪马上冒上眼眶，他倒反过来催着要酒喝，安慰家里的人说，“算得了啥啊，只要回得了家，只要回到家有酒喝，其他都是小事。”就好像丰子恺曾经到过台湾中山堂办过画展，当地的朋友纷纷劝他移居台湾，他表面上是心动了，说台湾风土人情什么都好，偏偏就是少了绍兴酒，没有酒，就算有诗有远方，终究比不上他画的，一伙朋友喝完两斤花雕，“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石门湾老家好。而那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