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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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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24/05/2021

蔡羽/被遗忘的河流老故事

作者: 蔡羽
慕娘公司是砂拉越最早的英资商行。(图:Kuching in Pictures 1841-1991 by Ho Ah Chon)
慕娘公司是砂拉越最早的英资商行。(图:Kuching in Pictures 1841-1991 by Ho Ah Chon)

自1841年白人拉者时期起,砂拉越才有了比较详细的历史记录。此前的记录不多,而且极为零碎,就从事地方研究而言乃一大障碍。

以砂拉越河为例,从山都望的河口地带,溯河而至上游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文活动,但缺乏完整的记录。即便在过去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作为砂拉越行政中心而且历经多个历史时期的古晋老街,在1841年以前的记录也泛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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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Sarawak River Valley: Early Times to 1840 Santubong Kuching Brunei》(2020)是由Suriani Binti Sahari和Tom McLaughlin联合撰写,针对砂拉越河沿岸进行调查和口述采集,提供了不少有趣的资料可以作为参考。

早在白人拉者以前,华人和印度人已经在古晋活动,唯人数不多。白人拉者时代,华人受到鼓励而南来开垦经商者日多,1848年“古晋已经有华人市集(bazaar)和印度人市集,尽管规模很小”(Sketches of Our Life at Sarawak, Harriette McDougall)。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古晋老街在更早以前曾经有达雅人的聚落,《Sarawak River Valley》的口述采集在这方面进行了补充。位在百年老街东侧的猫眼岭(Bukit Mata),过去毕达友族(陆达雅族)称之为Suang Norwang;河对岸咫尺之遥的阿斯塔纳(Astana)州长府,则是Pulau Sigoyang,这两个毕达友部落的村民皆来自山都望,具体年份不详。

毕达拿地区的兴化渔村。(图:The History of Kuching Municipal by Ho Ah Chon)
毕达拿地区的兴化渔村。(图:The History of Kuching Municipal by Ho Ah Chon)

伊班长屋迁移痕迹

从伊班族(海达雅族)的口述中,我们得知猫眼岭也曾经有过一座伊班长屋,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希尔顿大酒店,而伊班人将这个山头称为Bukit Senarum。这座长屋毗邻一条河流,伊班人称之为Sungai Aki,意思是“祖父之河”。相传詹姆士‧布洛克掌权之后,将有关长屋迁移到毕达拿地区(当时称为Pelanak,后来华人叫成Patanak),同时在原址种植龙眼树(Pokok Mata Kucing),而Sungai Aki也“配合”龙眼树的种植,易名为古晋河(Sungai Kuching)。1856年,这座长屋的旧址,又成为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的总部和货仓,直到希尔顿酒店取而代之为止。

古晋河是砂拉越河的支流,源头可溯至今日的蓄水池所在的山丘,早年据说来自上游与海口区的小商船,会就近停泊在古晋河畔,以便和古晋河西岸的华人店家做买卖。福建人南来之时,也选择在古晋河旁边定居与从商,这点可以从福建人的凤山寺广泽尊王庙建设于此得到佐证。还有一点,古晋河河口部分,另有一座或许建于1820年之前的大伯公庙,更可以说明这条河早年之重要。

原有Sungai Aki的伊班长屋迁至毕达拿后,它的名字是Panglima Ijau,具体位置即今日打铁街的公寓处。Pelanak这个名字,在伊班话的意思是“家庭群体”。此外,邻近的浮罗岸地区,另有一座伊班长屋,据知早在布洛克抵步前已经存在。

英文报专栏作者Uncle Di在《The tribe of Padungan》一文中,引述了《The Anglican Church in Borneo 1848-1962》(Brian Taylor)文中的资料,也提及浮罗岸有达雅人的部落,而且相信位在诏安路的某个墓园,正是这座达雅长屋的先辈入土为安之处。

浮罗岸地区在1920年代开始启动现代化发展之际,我们得知当地的马来甘榜搬迁到邻近盟都路(Jalan Mendu)一带,却未见有关伊班长屋搬迁的资料。初步推测,长屋应当是和马来甘榜同步迁离,在盟都路的村子中确实居住着一些伊班家庭。

至于毕达拿地区,我们知道当地自1930年代至1960年代间,是聚居着数千人的兴化渔村,人们惯称为“网寮”。与网寮相邻的打铁街,则是客家人经营的一排打铁铺,“打铁街”一名由此而来。从时间点来推测,原有位在此处的伊班长屋,很有可能在1920年代也跟着浮罗岸的长屋迁走。

从大伯公庙拍摄到的古晋河河口。(图:Kuching in Pictures 1841-1946 by Ho Ah Chon)
从大伯公庙拍摄到的古晋河河口。(图:Kuching in Pictures 1841-1946 by Ho Ah Chon)

锑矿引发汶莱马来人拥入

《Sarawak River Valley》还有一笔记录,指出在1820年代,“在马可大之后约有200至300名华人抵达古晋”,他们就定居在今天的古晋老巴刹一带。印度人的村落也在此时出现,而马来人的甘榜则位在清真寺(Masjid Besar的前身)一侧。

马可大是在砂拉越河上游石隆门地区发现锑矿以后,受汶莱苏丹任命为砂拉越的本依兰(Pengiran,相当于总督),主要目的相信是要管理有关矿产。当时,锑矿的出口可以经由砂拉越河或运往西加里曼丹的三发河,再转运到新加坡。此外,砂拉越河沿岸还有不少红树沼泽林,每逢涨潮时,也可以行船通过。为了加强对锑矿的控制,杜绝私运,马可大逐步推出各种苛捐杂税,引发了砂拉越本土马来人和达雅人的不满,暴发内战。

1834年,汶莱苏丹派出其侄子拉惹慕达哈欣到砂拉越来平乱,随同前来的还有其13位兄弟,然而汶莱马来人的拥入却进一步激化和砂拉越马来人的冲突,以致在1839年制造了可乘之机,詹姆士‧布洛克因此找到立足之地。

据说砂拉越沿岸许多马来甘榜的设立,都和慕达哈欣的13位兄弟有关,而各个甘榜的居民中,又有来自不同地区的社群,比如爪哇人、米南加保人、博雅人等。

除了老街一带,古晋地区还有不少地名,显示早年还有其他的达雅族、比沙亚族、加央族等的聚落,有很多故事仍有待挖掘。

希尔顿大酒店所在位置早年曾经有一座伊班长屋。(图:蔡羽)
希尔顿大酒店所在位置早年曾经有一座伊班长屋。(图:蔡羽)

阿斯塔纳是今日的州长府,过去曾经是Pulau Sigoyang毕达友聚落。(图:蔡羽)
阿斯塔纳是今日的州长府,过去曾经是Pulau Sigoyang毕达友聚落。(图:蔡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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