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被遗忘的河流老故事

自1841年白人拉者时期起，砂拉越才有了比较详细的历史记录。此前的记录不多，而且极为零碎，就从事地方研究而言乃一大障碍。

以砂拉越河为例，从山都望的河口地带，溯河而至上游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文活动，但缺乏完整的记录。即便在过去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作为砂拉越行政中心而且历经多个历史时期的古晋老街，在1841年以前的记录也泛善可陈。

新近出版的《Sarawak River Valley: Early Times to 1840 Santubong Kuching Brunei》（2020）是由Suriani Binti Sahari和Tom McLaughlin联合撰写，针对砂拉越河沿岸进行调查和口述采集，提供了不少有趣的资料可以作为参考。

早在白人拉者以前，华人和印度人已经在古晋活动，唯人数不多。白人拉者时代，华人受到鼓励而南来开垦经商者日多，1848年“古晋已经有华人市集（bazaar）和印度人市集，尽管规模很小”（Sketches of Our Life at Sarawak, Harriette McDougall）。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古晋老街在更早以前曾经有达雅人的聚落，《Sarawak River Valley》的口述采集在这方面进行了补充。位在百年老街东侧的猫眼岭（Bukit Mata），过去毕达友族（陆达雅族）称之为Suang Norwang；河对岸咫尺之遥的阿斯塔纳（Astana）州长府，则是Pulau Sigoyang，这两个毕达友部落的村民皆来自山都望，具体年份不详。

伊班长屋迁移痕迹

从伊班族（海达雅族）的口述中，我们得知猫眼岭也曾经有过一座伊班长屋，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希尔顿大酒店，而伊班人将这个山头称为Bukit Senarum。这座长屋毗邻一条河流，伊班人称之为Sungai Aki，意思是“祖父之河”。相传詹姆士‧布洛克掌权之后，将有关长屋迁移到毕达拿地区（当时称为Pelanak，后来华人叫成Patanak），同时在原址种植龙眼树（Pokok Mata Kucing），而Sungai Aki也“配合”龙眼树的种植，易名为古晋河（Sungai Kuching）。1856年，这座长屋的旧址，又成为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的总部和货仓，直到希尔顿酒店取而代之为止。

古晋河是砂拉越河的支流，源头可溯至今日的蓄水池所在的山丘，早年据说来自上游与海口区的小商船，会就近停泊在古晋河畔，以便和古晋河西岸的华人店家做买卖。福建人南来之时，也选择在古晋河旁边定居与从商，这点可以从福建人的凤山寺广泽尊王庙建设于此得到佐证。还有一点，古晋河河口部分，另有一座或许建于1820年之前的大伯公庙，更可以说明这条河早年之重要。

原有Sungai Aki的伊班长屋迁至毕达拿后，它的名字是Panglima Ijau，具体位置即今日打铁街的公寓处。Pelanak这个名字，在伊班话的意思是“家庭群体”。此外，邻近的浮罗岸地区，另有一座伊班长屋，据知早在布洛克抵步前已经存在。

英文报专栏作者Uncle Di在《The tribe of Padungan》一文中，引述了《The Anglican Church in Borneo 1848-1962》（Brian Taylor）文中的资料，也提及浮罗岸有达雅人的部落，而且相信位在诏安路的某个墓园，正是这座达雅长屋的先辈入土为安之处。

浮罗岸地区在1920年代开始启动现代化发展之际，我们得知当地的马来甘榜搬迁到邻近盟都路（Jalan Mendu）一带，却未见有关伊班长屋搬迁的资料。初步推测，长屋应当是和马来甘榜同步迁离，在盟都路的村子中确实居住着一些伊班家庭。

至于毕达拿地区，我们知道当地自1930年代至1960年代间，是聚居着数千人的兴化渔村，人们惯称为“网寮”。与网寮相邻的打铁街，则是客家人经营的一排打铁铺，“打铁街”一名由此而来。从时间点来推测，原有位在此处的伊班长屋，很有可能在1920年代也跟着浮罗岸的长屋迁走。

锑矿引发汶莱马来人拥入

《Sarawak River Valley》还有一笔记录，指出在1820年代，“在马可大之后约有200至300名华人抵达古晋”，他们就定居在今天的古晋老巴刹一带。印度人的村落也在此时出现，而马来人的甘榜则位在清真寺（Masjid Besar的前身）一侧。

马可大是在砂拉越河上游石隆门地区发现锑矿以后，受汶莱苏丹任命为砂拉越的本依兰（Pengiran，相当于总督），主要目的相信是要管理有关矿产。当时，锑矿的出口可以经由砂拉越河或运往西加里曼丹的三发河，再转运到新加坡。此外，砂拉越河沿岸还有不少红树沼泽林，每逢涨潮时，也可以行船通过。为了加强对锑矿的控制，杜绝私运，马可大逐步推出各种苛捐杂税，引发了砂拉越本土马来人和达雅人的不满，暴发内战。

1834年，汶莱苏丹派出其侄子拉惹慕达哈欣到砂拉越来平乱，随同前来的还有其13位兄弟，然而汶莱马来人的拥入却进一步激化和砂拉越马来人的冲突，以致在1839年制造了可乘之机，詹姆士‧布洛克因此找到立足之地。

据说砂拉越沿岸许多马来甘榜的设立，都和慕达哈欣的13位兄弟有关，而各个甘榜的居民中，又有来自不同地区的社群，比如爪哇人、米南加保人、博雅人等。

除了老街一带，古晋地区还有不少地名，显示早年还有其他的达雅族、比沙亚族、加央族等的聚落，有很多故事仍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