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旭正／从社区营造到地方创生，号召更多人站出来为自己的社区贡献一份力

台中石岗乡一群妈妈组织起来制作和贩售传统美食，找到谋生的方法，让各个家庭多一份固定收入。南投的桃米社区，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请来时任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主任彭国栋，发现桃米丰富的生态环境，把居民训练成解说员，进而发展起生态旅游。

曾旭正记得，当时彭国栋又是课堂解说，又是野外夜间观察，很多居民都觉得上课好难，有的打退堂鼓，有的坚持下来。居民渐渐重新发现过往视而不见的生态环境，原来有这么多蛙类、蜻蛉目昆虫（蜻蜓、豆娘为主）。他们献议居民实际操作演练，设计两天一夜的行程招待曾旭正等人。除了策划吃什么、看什么、玩什么， 还要计算收费，和解说员酬劳等。

一位参与者后来成为正式解说员，再次见到曾旭正时对他说，“曾教授，我才知道什么东西是你们所谓的‘知识经济’，原来我这样讲一讲，不用劳动什么，就可以有（新台币）1500块的解说费。”生态旅游成了桃米社区新的经济产业，游客来观光，也让小乡村更有活力。

“对故乡更熟悉，才会产生爱，才会激发居民思考可以做些什么事，让故乡变得更好。”曾旭正说。透过上述两例，社区营造的概念了然——把社区感，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对环境的认同营造出来，而齐聚在一起的人，互相熟悉，共同关怀、合作与集体行动，解决生活上的需求和困难。

“社区营造”和“地方创生”的推动者

“曾旭正”这3个字常与“社区营造”和“地方创生”挂钩。他是台湾社区营造的推动者、执行者、研究者，著有《台湾的社区营造》。书中罗列各个成功重新凝聚起来社区、组织与经验分享。本地新新村社区联盟与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联办的“2021台马社造学堂”，便邀请他担任指导老师和评审。

曾旭正解释，过去传统农业时代，生产过程本来就需要很多互助，人们习惯集体合作。但工业化后，都市人际关系越来越弱，乡村人口外流，活力减弱，较难解决社区问题。

2000年代，他带领台南艺术大学建筑研究所一群学生到台南土沟村实习。多年来他们把艺术注入社区，一件件公共艺术筑成“水牛公园”，改造猪舍变成聚会空间“乡情客厅”，阿嬷们作画办展，到最后发展成“土沟农村美术馆”，村是美术馆，美术馆是村。初期参与的4名学生，退伍后还回到当地成为“新住民”，成立工作室。

有回探访学生的工作室，员工都是土沟附近居民。其中一名告诉曾旭正，“有一点很好，中午都可以回家吃饭，睡个午觉再来工作。”也有建筑师在土沟开设事务所，反正临近机场、高铁站，交通方便，无阻业务发展。其实在乡村里面生活、工作，也不比在都市里差，甚至好很多。他常常用这些案例推广说明社区营造的信念。

他的另一专长“地方创生”则是不同概念，特别针对一个地方因人口减少、衰弱而发起挽救行动。有些地方因老年化，人口减少，渐渐就此消失。要减少人力外流、吸引回流，或吸引没有地缘血缘关系的人搬来成为新住民，就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如此一来，涉及范围涵盖整个区域的好几个社区。

“地方创生和社造有共通的部分，都是自发从地方关注起自己的社区，都是由下而上。”曾旭正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企图心就没办法推动，这都需要有热情的人投入，还有用一些方法来面对问题。”

在学校在公家，都努力推广社区营造

是什么机缘巧合让曾旭正一头栽进社区营造，一晃眼就三十多年？“我是比较鸡婆的人，对自己身外的人很有兴趣。”他想了想，说是个性使然，本就好管闲事，大学时还当过张老师基金会的辅导热线志工，陪来电寻求咨商的人聊天。

大学修读建筑系，博士班进入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关注范围渐渐扩大。曾旭正说，建筑专业谈的是让人有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并不只是空间问题，还牵涉到人怎么去关心自己住的社区、城市。“唯有关心和参与，才有可能让住的地方变得更好。”

博班前，他读到西班牙都市社会学家卡斯特的《城市与草根》，接触到1980年代各国的都市社会运动。当时台湾房地产价格飙高，连小学老师夫妇都买不起房子，掀起“无壳蜗牛运动”。曾旭正当时加入运动，后连同其他专家学者组成“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OURs，Re-s代表Re-design、Re-plan、Re-build、Review、Revolution等）。

1993年，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部前身）推动“社区总体营造”，OURs参与构想政策。除了建筑、都市规划等空间专业，还包含社区照顾、经济活动，涵盖社工、商业等不同领域。政府提供政策资源和经费补助，民间团体自发参与。

曾旭正说，改变不能单靠少数人有限的力量，得吸引更多人关心公共议题，投入公共建设，而社区营造便是其中一个方式。在社运场域，他站在前线大声疾呼；在校园，他把这种信念灌输给学生，实际下乡操作；在政府单位，他简化繁文缛节，方便民众申请补助，也到各区公所接地气地推广。他自认，身在哪个场域，本心不变。

借助群体力量，才能改变个人处境

提了很多透过社区营造帮助农村乡镇重生的例子，回到马来西亚，那么多老街重获新生，游客大驾光临，商业蓬勃，是否也蕴含社区营造的精神？曾旭正认为，胥视那些组织是否有效运作，社区里的小社会是否因为小小改变引起涟漪，翻转起来。

“社区营造不是为了宣传而要有特色。”他又举例，嘉义新港文教基金会从安亲班做起，一方面解决家长托儿问题，又号召家长担任艺术活动志工，社区里的每个个人得以串联起来，促进人与人的关系。

小至从社区卫生、资源回收做起，几个“鸡婆”人士率先号召起来，调出其他人的“鸡婆”因子，慢慢集结更多力量，就可以推行更大更多的计划。缺乏政府补助，没有资金？也可向地方企业募资，透过企业社会责任计划补助社区活动。

曾旭正感慨，社会普遍被资本主义深深影响，强调竞争而非合作，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不去思考集体问题。“很有可能有一天都市更新，原子化的个人很容易就被驱赶掉，没有和政府、发展商斡旋的机会。”他相信，透过群体力量，能够改变个人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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