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特辑：运动盛会的遗产／03】后奥运时代，场馆之命运
运动经济学者安德鲁·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在著作《奥运的诅咒》写道，当商业凌驾体育，奥运已经沦为一场金钱豪赌；国际奥委会与各国政客所承诺的效益更从未实现，徒留庞大债务与各式蚊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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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20东京奥运开幕前两天，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宣布，雅典奥林匹克中心将改造成都会公园。据《Greek Travel Pages》报道，改造计划混杂自豪与失望，因为那曾是2004年雅典奥运的场馆，过后却没能善加利用。
为奥运兴建的场馆后来怎样了？从建筑角度来看，奥运场馆有什么精神意义？回归本质，运动场馆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回收胎死腹中，沦为废墟
2020年1月，里约奥运公园遭当地法官下令关闭。根据BBC报道，判决理由是场馆设施荒废，且缺乏安全保障。
新闻网站《Business Insider》曾于2013年报道，里约奥运计划兴建7座新场馆，其中4座为临时场馆，赛会结束后将“回收”，改建成更小规模的运动场地或学校。
然而，波兰建筑学者Bartosz Dendura在2019年发表的学术期刊指出，碍于改造成本高企，那些场馆仍伫立当地。其中，用预制材料建成的未来体育馆（Future Arena）并没有按原计划改建成学校。
“其实原本的构想是好事，就好像设计乐高那样，有很多模组块可以重新拆组。”UCSI大学建筑系主任张集强说，计划是可行的，变数是如何执行。
他提起2016年普立兹克奖（Pritzker Prize）得主，智利建筑师Alejandro Aravena在当年建筑双年展的作品。他用了90吨的建筑回收材料搭建双年展入口处。“双年展和里约奥运是同一年，当时建筑界的气氛是在反省建筑对环境的破坏，包括建造过程，或更早从生产材料开始。”
｜2008年北京奥运｜承载梦想、实力、形象
中国《财新》于2018年制作的北京奥运10年特别报道〈场馆们的后奥运时代 〉，盘点了当时场馆的赛后用途，以文化和体育活动为主。其中，工人体育馆以演唱会居多，五棵松体育馆则是运动赛事的首选。
反观主场馆鸟巢，因场地太大，成本回收不易，少有艺人敢在那儿开唱。不过，鸟巢和水立方采收费参观，成为场馆其一收入。唯，后来的参观人数肯定不比10年前踊跃。
多年来，鸟巢仍然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奥运场馆。从建筑学角度来看，张集强点出奥运场馆有几个重要设计考量——必须突破传统体育馆的设计和使用手法；结构上也倾向找新的方式来凸显造型。
张集强解释，举办奥运是在彰显国力，因此场馆设计也在展现国家的建筑实力。否则，单从建筑基础来看，把观众席、大屋顶等等该做的做好就行了。“奥运场馆总会有一些设计动机是超越现实需求，可以说是精神层次了。”
就像超高层建筑，让人有这个国家或城市已挤入先进国行列的印象，尽管未必有使用需求。这些建筑物的目的是为了创建形象，带给国家更强大的观感。
｜马来亚独立时代的“运动遗产”｜场馆仍在，国家精神却消失
回到马来西亚，虽没承办过奥运，但我国也有极富精神意义和价值的运动场馆。这里说的不是为98共运兴建的武吉加里尔体育馆，而是1957年马来亚宣誓独立的“默迪卡体育场”（Stadium Merdeka）。
钻研马来亚独立时期建筑的新加坡建筑学者赖启健说起这段历史。殖民时期，大多数大型仪式都在独立广场（Dataran Merdeka）举办。然而，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并不想在那宣誓马来亚独立，且场地有限，参与人数不能太多。
于是，东姑阿都拉曼找来当时公共事务局局长史丹利（Stanley Jewkes）设计一座2万人露天体育场，取代独立广场。“当时能建造体育场的发展中国家不多，所以这也有现代化和发展能力的象征。”
据赖启健考察资料，马来亚可说是发展中国家里第一个用体育馆宣誓独立的国家。后来同样在体育场馆宣誓独立的有牙买加（1962年）、赞比亚（1964年）和南非（1994年）。
运动本来就是能跨域种族的休闲项目，而各族人民一起在体育馆见证国家独立，更是别具意义。赖启健提到，东姑也希望通过体育来灌输“健康国民”的概念。1957年8月25日至9月8日，马来亚举办了独立运动会（Merdeka Games），一共有11个项目。当中包括：田径、羽球、篮球、板球、脚车、足球、曲棍球、射击、游泳、网球和举重。
后来，吉隆坡也建设一系列体育场馆，包括国家体育馆（Stadium Negara）和独立公园。不仅如此，除了吉隆坡，各州也陆续兴建了体育场馆。“这样就能通过体育项目连贯各州人民，例如举办大马金杯足球赛，而且也可以代表国家出席国际竞赛。”
只是，随着人口增长，默迪卡体育场虽然增加座席，但还是容纳不了进场的观众，不能举办国际赛会，所以后来还是得建新场地。
直到1998年马来西亚举办共运会，国家体育中心也从默迪卡体育场转移到武吉加里尔。城市土地运用及交通规划专家解释，在当时私营化政策下，马资源（MRCB）负责建设武吉加里尔体育馆，以换取市中心独立公园地段。因经济不景，这片土地后由国家资产管理公司（Danaharta）接管，后由国民投资有限公司（PNB）买下，兴建118层楼高的默迪卡PNB 118超高层摩天大楼。
话说回来，赖启健认为，独立时期兴建的体育场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不同种族、社会、阶层的人民都能共存在同一空间。那么，透过体育场馆展现的国家精神后来为何没法传承？在他看来，这份精神在1969年513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难以维护传承了……
【预告：“奥运特备──跟运动有关的科系”将于2021年8月3日刊出，敬祈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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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吉隆坡，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双峰塔（KLCC）、中央艺术坊、武吉免登、阿罗街夜市等热门景点。走在人行道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现代摩天大楼，翻阅旅游手册，看看旧照片，却难以感受这座城市的过往。若想要寻找吉隆坡仅存的历史印记，也许可以走进已有125年历史的甘榜峇鲁（Kampung Baru）。
百年时光流转，这里依然保留传统的马来高脚屋，许多马来家庭在此世代居住，延续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维系着甘榜邻里特有的睦邻情怀。
“甘榜峇鲁的故事，还得从吉隆坡的发展说起。”
福亚德法米（Fuad Fahmy）是甘榜峇鲁第四代居民，曾祖父是村里占美清真寺的首位伊玛目（Imam）。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故事，他在村子担起导览员，接待国外旅客。
“以前吉隆坡的屋子都是用木和亚答叶建的，1881年经历水灾和火灾后，整个吉隆坡的房子几乎摧毁殆尽。”当时雪兰莪参政司、英国官员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下令所有建筑物都得用砖块和瓦片建造。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茨厂街、半山芭和秋杰路，大多都是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
重建吉隆坡需要大批劳工，有人就必须有食物。当时来自印尼苏门答腊、爪哇的马来人，纷纷移民前来集中在巴生河流域，部分负责种植、提供粮食。
那是遥远的18世纪末，吉隆坡发展蓬勃。若按当时聚落分布来看，华人集中在中央艺术坊和茨厂街一带。受到城市重建工程影响，英殖民政府要求散落吉隆坡的马来人另择地方居住。
“但英政府意识到所有马来人搬走后，食物供应会出现问题。”同时间，马来人也向英殖民政府施压，要求在吉隆坡设立属于他们的村落，以保存文化、便于宗教礼拜和生活。
1900年1月12日，在英国殖民政府与雪兰莪苏丹苏莱曼的批准下，于巴生河旁划分一块空地成立甘榜峇鲁。这里隶属“马来农业定居地”（Malay Agriculture Settlement，MAS）管理，协助建设甘榜、发展农业活动。这也意味着，MAS比起现有的马来保留地限制更严格，即马来农业定居地的地主与居民必须是马来人。
7个甘榜组成农业村落
最初甘榜峇鲁占地223英亩，一共聚集7个马来甘榜。
“我们走过的甘榜巴雅（Kampung Paya）是爪哇人聚集的地方。这里也是沼泽地，所以拿来种植稻米。”至于福亚德位于Kampung Atas的祖屋，大多为马六甲人聚集。
“马六甲人是很厉害的工匠，擅长建造房屋，尤其是木屋。他们的专业技能可以用来建屋子，这里还有来自巴生一带的人。”
他说，巴生人沿着河流寻找新的落脚处，但凡找到合适落脚的空地，就能向MAS申请，获得一块地。
“前提是他们必须在这里种植作物，确保甘榜供应足够的农作物。”由于城市发展迅速，越来越多人到甘榜峇鲁定居。迈入20世纪初，这里从种植地完全成为定居处（settlement）和商业区。
| MAS甘榜 | 人口来源 |
| Kampung Atas A | 马六甲（Melaka）、曼代林（Mandailing）、米南人（Minang） |
| Kampung Atas B | 马六甲、曼代林、米南人 |
| Kampung Masjid | 马六甲 |
| Kampung Pindah | 爪哇（Java） |
| Kampung Paya | 拉哇（Rava）、米南 |
| Kampung Hujung Pasir | 马六甲 |
| Kampung Periuk | 马六甲 |
位于吉隆坡的甘榜峇鲁，也是追梦人的聚集地。无论是音乐人、歌手、艺术家或足球员，在未成名时都曾居住在此。
“因为这里是城市的中心，从北部或南部来的人一定会优先想到这里。像是音乐人就会租个房子在这边玩音乐，没地方过夜就睡在清真寺。”福亚德祖屋的后方，就曾住着已故著名前国脚卡立阿里（Khalid Ali）。
苏丹苏莱曼俱乐部，走过战乱见证历史
离开甘榜峇鲁拱门，跨越马路来到苏丹苏莱曼俱乐部（Kelab Sultan Sulaiman），1909年成立，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马来俱乐部。
事缘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官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雪兰莪俱乐部（Selangor Club），这促使甘榜峇鲁的居民，在被列为马来农业定居地的前一年，自发建立了专属马来人的俱乐部，作为社交和会议场所。苏丹苏莱曼俱乐部的成立更接二连三激发如爪哇土生华人俱乐部（Jawa Peranakan Club）和槟城土生华人俱乐部（Penang Peranakan Club），建立属于自己的议会场所。
当时，俱乐部由居民建造，里头有阅读空间和会议室。建筑主要采用米南加保风格，屋顶用尼帕棕榈叶（Daun Nipah）覆盖，墙身以樟脑木（Kayu Cengal）为主。1930年，该建筑遭大火吞噬，分别在1932年和1967年，按俱乐部原型重建，才成了现在的模样。
| 年份 | 事件 |
| 1899 | 受雪兰莪俱乐部影响，村民自发聚集建立社交议会场所。 |
| 1901 | 雪兰莪苏丹苏莱曼捐赠土地作为俱乐部建地，随后村民也获得英政府资助500美元，加上民众捐款及举办文化表演募资。 |
| 1909 | 苏丹苏莱曼俱乐部建筑落成。 |
| 1940 | 8月18日，马来记者协会（Kesatuan Wartawan Se-Malaya）在此成立。 |
| 1946 | 3月1日至4日举办首届全马来亚马来人大会（Kongres Melayu Se-Malaya），聚集了41个马来组织，促成巫统（UMNO）的成立。 |
除了上述事迹，1941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马来亚时，这栋建筑物成为日军总部、物资储存点及军官宿舍，俱乐部草场则被用来种植番薯和木薯，供应食物给日军。
1969年，513事件爆发，这里成了马来人的避难所，更是军队和警察的临时指挥中心。1998年，甘榜峇鲁再次成为政治风暴中心，时任副首相的安华遭革职，全国掀起反政府浪潮，群众集结甘榜峇鲁占美清真寺（Masjid Jamek Kampung Baru）抗争。
历史事件过去了，百年后甘榜峇鲁依然存在。走在甘榜小路，寻觅尚存的传统马来木屋，有的保存完好，有的腐蚀得只剩下骨架。看着这些屋子，福亚德夫妇大呼可惜。关于收购土地，翻新重建的献议，时不时在国会被提起。凭着微薄的力量终究无法抵挡发展的洪流，两人只能透过导览方式，让更多人看见这里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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