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特辑：运动盛会的遗产／03】后奥运时代，场馆之命运
运动经济学者安德鲁·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在著作《奥运的诅咒》写道，当商业凌驾体育，奥运已经沦为一场金钱豪赌；国际奥委会与各国政客所承诺的效益更从未实现，徒留庞大债务与各式蚊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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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20东京奥运开幕前两天，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宣布，雅典奥林匹克中心将改造成都会公园。据《Greek Travel Pages》报道，改造计划混杂自豪与失望，因为那曾是2004年雅典奥运的场馆，过后却没能善加利用。
为奥运兴建的场馆后来怎样了？从建筑角度来看，奥运场馆有什么精神意义？回归本质，运动场馆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回收胎死腹中，沦为废墟
2020年1月，里约奥运公园遭当地法官下令关闭。根据BBC报道，判决理由是场馆设施荒废，且缺乏安全保障。
新闻网站《Business Insider》曾于2013年报道，里约奥运计划兴建7座新场馆，其中4座为临时场馆，赛会结束后将“回收”，改建成更小规模的运动场地或学校。
然而，波兰建筑学者Bartosz Dendura在2019年发表的学术期刊指出，碍于改造成本高企，那些场馆仍伫立当地。其中，用预制材料建成的未来体育馆（Future Arena）并没有按原计划改建成学校。
“其实原本的构想是好事，就好像设计乐高那样，有很多模组块可以重新拆组。”UCSI大学建筑系主任张集强说，计划是可行的，变数是如何执行。
他提起2016年普立兹克奖（Pritzker Prize）得主，智利建筑师Alejandro Aravena在当年建筑双年展的作品。他用了90吨的建筑回收材料搭建双年展入口处。“双年展和里约奥运是同一年，当时建筑界的气氛是在反省建筑对环境的破坏，包括建造过程，或更早从生产材料开始。”
｜2008年北京奥运｜承载梦想、实力、形象
中国《财新》于2018年制作的北京奥运10年特别报道〈场馆们的后奥运时代 〉，盘点了当时场馆的赛后用途，以文化和体育活动为主。其中，工人体育馆以演唱会居多，五棵松体育馆则是运动赛事的首选。
反观主场馆鸟巢，因场地太大，成本回收不易，少有艺人敢在那儿开唱。不过，鸟巢和水立方采收费参观，成为场馆其一收入。唯，后来的参观人数肯定不比10年前踊跃。
多年来，鸟巢仍然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奥运场馆。从建筑学角度来看，张集强点出奥运场馆有几个重要设计考量——必须突破传统体育馆的设计和使用手法；结构上也倾向找新的方式来凸显造型。
张集强解释，举办奥运是在彰显国力，因此场馆设计也在展现国家的建筑实力。否则，单从建筑基础来看，把观众席、大屋顶等等该做的做好就行了。“奥运场馆总会有一些设计动机是超越现实需求，可以说是精神层次了。”
就像超高层建筑，让人有这个国家或城市已挤入先进国行列的印象，尽管未必有使用需求。这些建筑物的目的是为了创建形象，带给国家更强大的观感。
｜马来亚独立时代的“运动遗产”｜场馆仍在，国家精神却消失
回到马来西亚，虽没承办过奥运，但我国也有极富精神意义和价值的运动场馆。这里说的不是为98共运兴建的武吉加里尔体育馆，而是1957年马来亚宣誓独立的“默迪卡体育场”（Stadium Merdeka）。
钻研马来亚独立时期建筑的新加坡建筑学者赖启健说起这段历史。殖民时期，大多数大型仪式都在独立广场（Dataran Merdeka）举办。然而，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并不想在那宣誓马来亚独立，且场地有限，参与人数不能太多。
于是，东姑阿都拉曼找来当时公共事务局局长史丹利（Stanley Jewkes）设计一座2万人露天体育场，取代独立广场。“当时能建造体育场的发展中国家不多，所以这也有现代化和发展能力的象征。”
据赖启健考察资料，马来亚可说是发展中国家里第一个用体育馆宣誓独立的国家。后来同样在体育场馆宣誓独立的有牙买加（1962年）、赞比亚（1964年）和南非（1994年）。
运动本来就是能跨域种族的休闲项目，而各族人民一起在体育馆见证国家独立，更是别具意义。赖启健提到，东姑也希望通过体育来灌输“健康国民”的概念。1957年8月25日至9月8日，马来亚举办了独立运动会（Merdeka Games），一共有11个项目。当中包括：田径、羽球、篮球、板球、脚车、足球、曲棍球、射击、游泳、网球和举重。
后来，吉隆坡也建设一系列体育场馆，包括国家体育馆（Stadium Negara）和独立公园。不仅如此，除了吉隆坡，各州也陆续兴建了体育场馆。“这样就能通过体育项目连贯各州人民，例如举办大马金杯足球赛，而且也可以代表国家出席国际竞赛。”
只是，随着人口增长，默迪卡体育场虽然增加座席，但还是容纳不了进场的观众，不能举办国际赛会，所以后来还是得建新场地。
直到1998年马来西亚举办共运会，国家体育中心也从默迪卡体育场转移到武吉加里尔。城市土地运用及交通规划专家解释，在当时私营化政策下，马资源（MRCB）负责建设武吉加里尔体育馆，以换取市中心独立公园地段。因经济不景，这片土地后由国家资产管理公司（Danaharta）接管，后由国民投资有限公司（PNB）买下，兴建118层楼高的默迪卡PNB 118超高层摩天大楼。
话说回来，赖启健认为，独立时期兴建的体育场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不同种族、社会、阶层的人民都能共存在同一空间。那么，透过体育场馆展现的国家精神后来为何没法传承？在他看来，这份精神在1969年513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难以维护传承了……
【预告：“奥运特备──跟运动有关的科系”将于2021年8月3日刊出，敬祈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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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跟随杨辛娣的脚步在街上游走，无论是坐在街头、巷尾、转角、五脚基，又或是桥底下的流浪者，都一一与她点头打招呼，她记得每个人的名字，熟悉他们的喜好、脾性和背景，更被流浪者昵称为“妈咪”。
“流浪汉妈咪”究竟是因何诞生？
若非杨辛娣亲口述说自己的故事，很难相信眼前装扮体面的她，曾一度携着女儿和流浪者一起排队领取救济的盒饭。
她是专门服务于外国游客高端定制团的导游，经常带着三五人小团在吉隆坡趴趴走深度游，深入体验吉隆坡，一日的收入比普通旅游团导游来得高。在Covid-19席卷全球之初，她以为旅游业只是如同过往的H1N1、MH370事件一般短暂遭受到冲击，2至3个月后便能恢复如常，她的存款尚能支撑过去，不料疫情越来越严重，完全超乎她的想像。
“其实全世界（实行）行动管制是在2020年1月，（虽然）我国是3月18日，可1月时我们旅游业基本就是关停了。”她细细回忆。
“一般来说，我们是来不及吃团年饭的，有很多工作要做，会开始马不停蹄地忙碌，不过那时我们居然还能吃团年饭，吃了团年饭就真的收工了，这是我从事旅游业20年以来从未试过的。”
婚姻失败加上工作停顿，堪称祸不单行。半年过去了，眼看着储蓄一点点消耗，入不敷出的她不得不限制自己每日只许花5令吉，若看到有善心人士或组织派发食物，就拉下脸皮排队领取盒饭，每日只吃一餐。
“人家说丢脸啊，怎么会丢脸呢？要吃饭的哦，你不吃你女儿也要吃啊。”
赋闲在家日久，她带着女儿在熟悉的吉隆坡走街串巷，不禁怀念起忙碌的工作时光而备感心酸，然而这种心酸却被陌生的街景冲击得一点不剩：在她们路过的店铺五脚基睡满了人，少则30至40人，多则50人。
“很严重啊！全部人睡在街上，一个走廊三四十个（人），有些比较长一点的走廊有四五十个（人）。”
原来，还有很多人比她们过得还惨。
被面档老板善意之举启发，决心帮助流浪者
当她走过某家经常带游客光顾的餐厅时，该店老板和她寒暄几句后，她向老板表示口渴，是否能请她喝一杯水时，他却一反热络的常态婉拒：“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她理解老板担忧开了请她喝茶的先例，自此就成了常态，理解但也感到受伤。
“我曾经带那么多游客去帮衬他，如今连一杯白开水也不愿意请我喝。”
怀揣着受伤失望的心情，她们来到不常去的牛肉面档，心想着就算她不吃，女儿也得吃，于是叮嘱面档老板做一碗5令吉的面先让女儿吃饱。
原以为5令吉顶多只能吃一碗汤面，不料老板却端上一碗用料十足，价值10令吉的牛肉面，接着当她向老板要一个空碗，打算跟女儿分着吃，老板的回答不仅疗愈了她受伤的心灵，也间接改变了许多流浪者的命运。
“他说先让我女儿吃，他再给我做一碗，我当时有点害怕，怕不够钱买单，还提醒他我只有5块钱。”
“老板说不用，他请我吃。我当时就想哭，认识的人连一杯水都不请我喝，素未谋面的人却请我吃两碗20令吉的牛肉面。”
牛肉面档老板不经意的善意，以及让她大受震撼的街景，让她下定决心帮助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者，“流浪汉妈咪”杨辛娣就此诞生。
“如果我可以帮助比我更惨的人，那我的生命就还有意义。”
从服务VIP到服务街友
尽管当时身在自顾不暇的困境中，可一旦下了决心就雷厉风行地实践，只是没钱怎么行善？
原来是在她领到一些食物后，将多余的部分再派送出去，自此每晚9时左右，她带着女儿开着小车到街上，为露宿街头的街友派发食物。
“晚上9时以后，才可以看到真正睡在街上的人。白天去的话，有很多人可能是经济不宽裕，但有住处的。”
她曾看过一名乘坐名车的7旬老人，白天时就跟流浪者坐在一起，看见有人派送盒饭，他亦跟着去领，因此只有在夜晚方能辨别出谁才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我们在街上的时间长了，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
鼓励流浪者不要放弃，有一天会找到人生的目标
杨辛娣坦承部分流浪者确实符合一般人对此群体的刻板印象：吸毒者、更新人士、黑社会、好赌等“牛鬼蛇神”。
“不过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都犯过错，只是可能没有他们这么严重，以致于要坐牢、家人不愿理会。”
“于我而言，他们的错误可能比较严重，导致他们无家可归。”
当他们身处亲人如同陌路，四下无援的绝境，她的关怀让他们找到活下去的希望，成了他们的再生母亲，并且亲地称她为“妈咪”。
比如曾有一名流浪者，是知识分子且具备国外工作多年的经验，也挣了不少钱，然而由于吸毒感染HIV病毒，仿佛人生已来到尽头，他的世界日月无光，觉得活下去再也没有意义。他对她说：“妈咪，今天我的愿望是今晚睡着后，明天不再睁开眼睛。”
“我告诉他，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天会有一个人很伤心，他说他知道是谁，一定是我，没有别人。”
于是，她一直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要寻找到自己的目标。
“全世界都说他们是烂泥，是懒惰的，全世界看不起他们，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能这样活下去吗？”
“如果我那时候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失败，失业、失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而放弃，那还有许多人比我更惨的。我跟他们说，若我没有放弃，你们也不允许放弃，有一天你们会找到人生的目标。”
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一个机会
有一次，她带着食物到街上，随机分发给经过的流浪者，其中包括4名印裔流浪者，在他们吃饭的当儿还跟他们聊起来，劝他们不要再流浪。
“有一人经常进出监狱，拉开衣服让我看他身上有18条鞭痕，可以说坏事做尽，也允许我拍视频让人们知道做坏事是会被鞭笞的。”
“（为何一次又一次明知故犯？）社会不要给他们机会。社会就是我们嘛，我们不要给他们机会。”
后来，她如常伸出援手协助和鼓励他们，半年后的某个白天，她路经电梯间，一名戴着口罩的印裔男子朝她招手，喊着：“阿妈！阿妈！”
当她寻思对方是否认错人时，他拉下口罩说：“我找你很久了。”
原来他就是半年前曾接受她援助，有过一饭之恩的4名印裔流浪者之一。这半年来每日晚上都来找她，却无功而返，于是改成白天来碰运气，还真让他碰上了。
“他提醒我半年前在这里请他吃炒饭，当时他才出狱2日，给我看过老婆孩子的照片，但妻儿已经不知所终，他和我一起为此掉泪哭泣。”
那时，她鼓励他站起来重新做人，他就开始找工作，重逢时已经打扮得整齐干净，判若两人。
“他说他已经改过，那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希望，只要改过自新，总有一天会找回妻儿，让他们重新接纳他，他不要再重蹈覆辙。”
语毕，他立即蹲下扶住她的脚以示尊敬，并买了一份食物道：“阿妈，半年前你喂我吃饭，今天轮到我喂你吃饭。”
“他真的喂我吃饭。”
重获新生，感谢“妈咪”扶助
还有一些流浪者经她协助和劝解，自愿去戒毒所、找工作……在续写人生后，回头再寻她“汇报”成果，给她送花、送鞋道谢。
“他们就捡了一些商家不要的花，写一张卡告诉我‘妈咪，我爱你’，这些人都是黑社会、吸毒者。”
“有一人给我送了全新的拖鞋，解释说是有鞋店倒闭，清除掉存货时店家给他的，他看着是我的尺寸才拿来送我。他说他不敢偷，因为‘妈咪’讲过不能做坏事。”
她希望接下来能设立一个场所，可供流浪者住宿、技能培训，因为社会大众对吸毒者、更新人士往往抱有偏见，不愿雇用他们，她想为他们提供一个去处。
她说，他们已经坐过牢，接受了惩罚，欠下的债已经还清，但社会又再惩罚他们，抛弃他们。当他们接二连三遭受打击和排斥，没有丝毫翻身的机会，便会重蹈覆辙。
因为光明处无人接纳，深渊处处是朋友。
所以她希冀着能设立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在此接受技职培训，或做简单的包装工作，可饲养鸡鸭鱼或种植蔬菜等等，让他们从中寻找到人生目标，以及重新开始的力量和希望。
一个个在家人、社会眼里已无药可救的人，在杨辛娣处重获新生，也值得新生。
光顾牛肉面档，不忘滴水之恩
生活逐步回到正轨后，她偶尔会到牛肉面档消费，尽管档主早就不记得她了，亦不知他就是她故事里提及的主角。
我们永远不知道一次无意的滴水之恩，会不会变成惠及多人的一汪涌泉？会不会就此改变别人的一生？
而那家拒绝请她喝一杯水的餐馆，她再也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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