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张贵兴的长篇小说《野猪渡河》,在文坛引起轰动,斩获多项文学大奖。小说以二战时期作者的故乡砂拉越美里为背景,在创作中融入了战时的民间集体记忆。
小说开头不久即登场的小林二郎,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这个流浪婆罗洲18年的日本人,表面是一个流动摊贩,售卖各种杂货,以及有趣的日本童话与神话人物面具,擅长吹奏口琴,兴致来时“吹奏欢乐或哀怨的日本童谣和歌谣,最受小孩和南洋姐欢迎”。日军登陆美里时,人们才讶然发现这位面目和善的日本摊贩,原来是二等兵伊藤雄,是日军派到婆罗洲的密探,为占领婆罗洲探路以及制定登陆路线,并掌握“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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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节是确有其事,二战之前数十年,日本人已经有系统的建立情报网,秘密搜集各地的情报,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而做准备。
大日本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协约国盟友的身分成为战胜国,并在战后得到甜头,拥有了大国的地位。此后,军国主义的势力大抬头,从1920年代起迅速膨胀,才有了后来的太平洋战争。
《Rising Sun over Borneo》(Dr. Ooi Keat Gin著)一书指出,早在一战结束后几年,日本人就对婆罗洲西北部产生兴趣,最初以个人身分到婆罗洲各地活动,化身为理发师、牙医、医生或性工作者等。有些日本人也以小商贩、园丁或橡胶园主的身分出现,而几家具领导地位的日本财阀如三菱公司(Mitsubishi)也开始前来投资。从1920至1930年代,日本人在婆罗洲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而且都由官方在背后支持。
日本妓院,重要的情报搜集站
在砂拉越,作者指日本人从1880年代末抵达古晋,从事的行业如上所述。在20世纪初曾经有财阀向拉者申请大片土地,在三马拉汉种植橡胶,人们称其为“日本园”。日本财阀的投资当然不止于此,在新尧湾等地也有日本人的种植园。根据1939年的统计,日本人的社区依然很小,只有155人,而且包括儿童,他们都生活得很低调。
日本人的妓院可以说是当时重要的情报搜集站,这是可以想像的。流连声色场所的,上至口袋有本钱的英籍官员或社会上的达官贵人,一夜春宵,很容易就掏心掏肺,其中恐怕不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感兴趣的行政机密;下至苦力与贩夫走卒,提供了民间各层级的资讯。
有资料显示,砂拉越的日本妓院以古晋、油城美里和罗东居多,都是策略性的城市。古晋的汉阳街和开裕巷更是战前的红灯区,日本女性身着华服,在日落时分当街拉客。当年的买春客,大概没有料到这些轻声细语的温柔女子,竟然是密探。
提及古晋汉阳街,我曾经在1919年的《砂拉越公报》(Sarawak Gazette)发现日本高级相馆AOBA & Co.所刊登的广告,提供室内与户外摄影服务,或许可以推测汉阳街在当年是日本人聚集的地方。
特务活动无孔不入
杨曜远前辈在2018年出版的《日军铁蹄》,是全面记录砂拉越日治时期轶事的一本著作,第三章专门记录日本情报网的情况与数据。我们可以从前辈的记录中,看到1930年代日本人在砂拉越的活动已经可以用“无孔不入”来形容,涵盖大部分行业,尽管日本人社区依然人数很少。1937年,日本人在古晋成立日本人协会;1941年,再成立日本人俱乐部。
该章节其中有几笔记录,显见其时日本人或已掌握非常充足的资料——
1936年5月,一艘日本军舰到古晋访问,其实是前来熟悉砂拉越的河流航道;
1939年,砂拉越辅政司阿查尔访问新加坡期间在一家日本餐厅用餐,女职员竟然懂得他的身分详情;
1941年12月24日下午,日军攻克古晋市区,市民惊讶发现带领日军穿街走巷的一位上尉军官,竟然是他们所熟悉的售卖薪柴杂货的商人,与《野猪渡河》的情节雷同。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何以垂涎婆罗洲?主要是瞄准婆罗洲丰富的资源,以及策略性的地理位置,以便在战争期间可以为日军提供补给和各项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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