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忠／Take Two
李行因心肺衰竭于8月19日在台北病逝，享年91岁。消息传到耳边，有点感触。这么说吧，没有李行的电影《秋决》，牛忠这个身分可能就不存在。让我略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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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决》，是我最喜欢的李行电影，因为喜欢，看了《秋决》，写了一篇影话，是给学校的手抄刊物，阴差阳错却投稿给了《学生周报》电影版，开始了牛忠写影话，认识了雅蒙、迈克、公羽介、家毅。雅蒙曾说爱看电影的人是长情的，我们几个在学报写影话的人几十年后至今还是朋友，是这样吗？
我已完全忘了那篇《秋决》影话写了些什么，也不会想知道。因为相信是满纸荒唐，一把胡言，无知的见解。当年看了《秋决》后，一直没有重看。李行去世后几天，突然想重温《秋决》，手上没有光碟，于是大海捞针上网找，竟然找到。没想到原来是部干净利落的电影。啰里啰唆的儒家理论道德故事，李行只用短句，不拖泥带水。《秋决》被香港电影金像奖评为最佳华语片百强，也名副其实。
之前不知道，去年台北电影中心策划“电影文物展”向李行致敬，李行谈到想重拍《秋决》一事，可是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只能放弃。
李行想重拍《秋决》，想必是觉得有不足之处。他能不能给《秋决》更完美的生命，或是不幸拍出了差强人意的新版，永远没有答案了。
个人觉得《秋决》这故事是值得重拍的。最好把剧本重点轻微一改，男欢女爱不一定可以开花结果、传宗接代的。不知有没有导演愿意替李行完成重拍《秋决》的遗愿？在天之灵，他不一定会认可。
导演重拍自己的旧作品，和另一个导演重拍一部经典电影是有差异的。前者是想把自己作品的不足改善得更完美，后者是把经典以新的演绎介绍给新一代观众。即将上映Steven Spielberg重拍《West Side Story》就是后者。
有些经典是不可以复制的，希治阁相隔22年后，重拍自己的电影《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1934年的版本里演坏人的Peter Lorre，新版拍得再好却无法复制，也是令观众引以为恨的一点。
导演重拍自己的电影，也有作家重写自己的小说。最为人知的是张爱玲，她早年写了一篇中篇小说〈金锁记〉，一鸣惊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金锁记〉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二十几年后，张爱玲重写〈金锁记〉成了长篇小说，取名为《怨女》。既然〈金锁记〉已经有如此高的评价，张爱玲为什么要重写或改写，想来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
生命过去的不如意，却是无法改写重拍。生命没take two，不好虚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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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书话》就像萧永龙的个人藏书展，分为香港、南洋和民国3个展厅。走进南洋展厅，有日据时期的出版品——《惊弓集》由诗人瘦鹤所著，收录近体诗百首，以诗话史，控诉侵略者的暴行，填补了史事细节的空白。
《南洋书话》由季风带出版，集结作者萧永龙这些年发表于各大报章的书话成册。在资深媒体人郑明仁眼中，作者早已是一个练达的藏书人。因此，以求真的心态阅读这本书，读者除了得以探究历史真相，亦能收获推理的意趣。
以前阅读风气正盛，报章常有连载小说，而连载小说结集成单行本时，作者往往会修改作品。萧永龙以张爱玲《秧歌》为例，对照单行本与原版连载小说之别，评论道：“正是这份对文字完美的追求，让张爱玲的文字达到精准的掌控，逐字逐句都有其存在意义……”除了张爱玲，凭借巨大的藏书量和作者刻苦的求证态度，作者还为读者从内容、情节、甚至是插画分析几个版本金庸的不同之处。
台湾宝瓶文化社长朱亚君写过：“出版为后人种树，留下历史的纪录。”借用出版品回顾襄昔，尤其是战乱年代出版的书，的确为后人提供了丰富想象和理解素材。《南洋书话》就像萧永龙的个人藏书展，分为香港、南洋和民国3个展厅。走进南洋展厅，有日据时期的出版品——《惊弓集》由诗人瘦鹤所著，收录近体诗百首，以诗话史，控诉侵略者的暴行，填补了史事细节的空白。此外，作者精心摘录了另一本书《南岛风云》的情节，所以哪怕我们没有机会接触这本旧小说，也能读到日据时代的进犯过程、轰炸场面和经商生活。
我们从作者列举的书籍，窥探旧时代的出版生态，以及其与时下政局互为影响的关系，即使是儿童杂志，也能透露那时的政治风气。萧永龙举例1950年创刊的《世界儿童》，其中内容蕴含大量中国元素，“单看内容，编者明显带有华夷之分的大中华概念，处处渗透着中国开发建设南洋的念想……”另，通过作者对鲁白野《马来语月刊》的介绍，我们读到官方宣传以外，民间推动国家团结的努力。
来到民国展厅，萧永龙为我们介绍民国时代的《求子百法》，一窥当时人们求子的心法。萧永龙不止于介绍，亦持批判精神审视这本书虽想摆脱怪力乱神的偏方，却在缺乏西学医理的前提下，难逃传统框架。作者也罗列几本与女性处境相关的书——《小姐手册》鼓励女孩以容貌为武器；《主妇之友》以小说形式谈论家庭生活；《女界文学读本》讨论女权运动——有趣的是，《西风邮箱》本是为女性读者解惑的栏目，反倒让后人看到了那个年代女性置身的种种困境。主答者黄嘉音的回复透露出与现代截然不同的观念。例如，她认为丈夫出轨，妻子也需承担一定责任，还劝诫来信者“家丑不可外扬”。
通过这本书，我们仿佛重临热热闹闹的出版业旧景，那时作者和出版社都极富影响力，层出不穷的盗版书与盗用作者名字的风气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说法。影像时代，阅读人口骤降，走出萧永龙的藏书展，只能感叹往日辉煌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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