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李佳憓
东京奥运会热血落幕后，马来西亚在本届残奥会以3金2银圆满收官，创下史上最佳成绩。尽管残奥会的关注度不及奥运，但无论输赢，运动员们皆在不完美的身体及人生逆境中缔造不平凡的传奇。
本报记者视讯访问硬地滚球银牌得主周伟伦，带大家认识这位一战成名的男孩，背后无畏迎战生命难题、终于站在奥运颁奖台上绽放光芒的故事。
一出生就被诊断脑瘫
伟伦一出生，就被医生诊断患有脑瘫。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最常发生在婴儿出生之前，因脑部出现损伤导致肌肉张力或姿势障碍，影响四肢和躯干活动。
“其实我全身都不方便，脚和手会僵硬和萎缩，穿衣服的时候会比较慢，换有纽扣的衬衫也很吃力。”
伟伦说，自己从小在行动上不像其他人那么灵活，肌肉也不太有力量。“只要坐上了轮椅，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方便。比如遇到楼梯、沟渠或斜坡太高的地方就去不了，太窄的空间也进不到。”
往事犹如过眼云烟无需重提
伟伦出生于柔佛新山，没有兄弟姐妹，4岁的时候被母亲遗弃转由公公和姑姑照顾。他依稀记得自己跟公公的关系不错，只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无法继续照料，于是伟伦年仅9岁被送到了残疾人之家。提及人生遭遇，伟伦虽然心中有感但不愿详谈，毕竟人这一生需要经历很多事，对他而言，过去的有些事犹如过眼云烟无需刻意重提，也不刻意去煽情。
年纪渐长，伟伦努力学习如何自理并了解到在艰难环境中成长不容易，即便是残障人也还是得靠自己，有如大家所见到他带点倔强的性格。“残障人士很辛苦，但不管怎样，长大后不可能一直希望有人帮我，万一有天没人可以帮我，我要怎样？”
“所以我长大之后就理解到这个道理，想办法如何继续地生活。”
19岁赴隆自力更生 不理会异样眼光
在朋友协助下，伟伦19岁时搬到吉隆坡自力更生，在一所特殊学校学习电脑技能，之后顺利找到资讯工艺领域的工作，目前跟朋友一同住在斯里肯邦安。
也许，一些残障人士的直观感受是他们离健全人的生活很远，因种种原因使得他们不太愿意外出。针对这点，伟伦坦然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不同，面对旁人的异样眼光不加理会。
“我已经习惯了，像我们坐轮椅的人如果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那么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家不出门了。”
伟伦并不曾遭受公然歧视或不平等对待，但认为社会一些无障碍措施其实不够友善。他举例：“我通常遇到很多厕所的无障碍措施设计不太对，不是说空间大就好了，还需要一些扶手啊、用水设备等。”他补充，一些健全的人甚至霸占使用残障厕所，让他只能在外面等。
尽管诸多不便，伟伦认为身障者是有缺陷，但不代表什么事都做不到，相反地能很好照顾自己。他向其他身障者喊话：“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有缺陷，但我想说，敢敢地出来！不用怕人家嘲笑啊或什么，就敢敢出来，哪怕有一天你也可以参加这项运动，然后得奖呢？”
老师介绍与硬地滚球结缘
伟伦是在老师介绍下与硬地滚球结缘，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接触运动。“刚好我的残疾等级适合玩硬地滚球，我就傻傻地去玩咯。”
在东京残奥会上，伟伦参加的是硬地滚球BC1级男女混合个人赛，这个级别属于运动员因协调性受损，导致腿、手臂、躯干影响行动限制，但无需辅助设备抓球和丢球。
硬地滚球对痉挛患者或严重残疾人士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包括他们的思考能力、视觉、手力和力度的运用，伟伦也因此结识了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朋友变多了。
访谈过程中，伟伦嘴上平淡地形容硬地滚球只是游戏，谈不上非常热爱，但一说到硬地滚球的专业，伟伦眼里始终藏不住对这项运动的炽热。
“硬地滚球看起来很简单，但玩起来不太一样，很考验精准度的控制，还要谋略一些布局，因为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也会随时被移动，需要靠选手自己的专注和准确判断。”
伟伦曾参加马运会表现不俗被国家队慧眼看中，成功通过国家队选拔后开始“半工半训练”生活。回忆起当年的日子，他说：“很累是不会啦，但因为星期一到五都要上班，六日还要训练半天，有时也会懒惰，不过我还是去了，从来没有旷过工作和训练。”
伟伦从2019年开始全职运动员生涯，于是向公司拿了2年的无薪假全力备战奥运。至于未来会继续往体育发展还是另有规划，伟伦未有决定。
盼更多人关注硬地滚球
“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马人关注这项运动，因为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伟伦带着硬地滚球首次踏上奥运舞台，为大马赢得史上第一面奖牌。他自认不是一个容易兴奋或情绪起伏很大的人，因此无论是比赛中或领奖时刻，伟伦的表情都很冷静，不爱笑也不多话，被队内人称“沉默杀手”（Silent Killer）。
从默默无闻到一战成名，伟伦成功让更多人关注硬地滚球项目。在全国人民的掌声下，很多人期待这位26岁的小将放眼追逐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甚至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不过，伟伦目前只想好好休息后再打算。
与教练亦师亦友
习惯独处的伟伦与教练艾曼（Aiman Hafizi）从2017年相识，当时只是一对一的助手，但同龄的两人很谈得来，直到艾曼升格为教练后，彼此相处和沟通的时间变长也更有默契，成为场内是师徒、场外是好友的关系。
除了指导训练，每次伟伦出国比赛，艾曼都会陪伴在侧为他解决一切不方便问题，包括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尤其是如厕的时候。艾曼平日也会打电话关心，确保伟伦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也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给我最多鼓励和支持，他们经常说，如果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找他们。”此次得奖，伟伦由衷感谢教练和好友，以及希望将这枚银牌献给他的团队和硬地滚球运动。
活在当下更重要
9月3日，伟伦与一众运动员从日本载誉归国，多家媒体驻守现场接机的场面让他受宠若惊。此外，他在社交媒体上也不断刷到关于自己的新闻，首次受到高度瞩目。不过，在这些荣誉和掌声之下，他依旧跟着自己的步伐脚踏实地生活。
“我就是这样普普通通地过生活。”伟伦的兴趣就是睡觉、打游戏、看动漫，比起不断为人生设下明确目标，他觉得活在当下更重要。
脑瘫病变是非进行性的，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明显恶化。询及是否会担心身体状况，伟伦表示：“我现在年轻是还可以的，但老了之后多少都会有影响，身体可能会变得比较僵硬或没有力气。”
人生有过低潮或怀疑自己吗？伟伦先是静默了几秒，然后说，有些事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们都要去克服或者跨过这些障碍，对我来说，没有生活是容易的，只是看你要不要罢了。”
“要勇敢去试，要做就去做，别想太多太复杂，这样会活得更自在。”
整场访谈下来，伟伦难得笑言：“如果真要说最辛苦的一段日子，应该就是训练不能回家吧！哈。”因疫情关系，所有备战东奥的运动员需依据规定留在国家体育馆内专注训练，不得外出，也不能回家，这对向来更喜欢享受一个人生活的伟伦，反而有点不习惯。
成功克服运动员心理障碍
伟伦性格文静，不太会向他人吐露心声。但从这几年的比赛表现上明显看得出，他成功克服运动员的心理障碍和负面情绪，尽管一路走来不易，但不轻言放弃的态度与百年积淀的奥林匹克精神交相辉映，乃至创造奇迹。
面对各种提问，伟伦回答得很精简干脆，非常“省话”，或许他更愿意用行动证明自己：既然无法改变原生环境，那么就珍惜活在当下，勇敢踏出去活出自我吧！
周伟伦与教练艾曼从2017年相识，场内是师徒、场外是好友的关系让他们合作更有默契。 （取自 PICOMS物理治疗学院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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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士仅占全球人口15%，以此推论，残疾运动所能吸引的目光，自然不比普通运动炽烈。因此，我们或许不曾细想，“身心障碍”4个字可以体现成无数种不同形貌，如何确保残疾运动赛事足够公平与包容，其中的考验不会比普通运动赛事来得低。
关于残疾体育，大马残奥理事会秘书长苏布拉（Dato Subra）知道，复杂的分级系统往往是大众抱有最多误解的地方。听他细说分级程序如何进行，我们或许更能明白，残疾体育所要彰显的意义与精神。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世伟
位于吉隆坡甘榜班登的残奥运动卓越中心，是一所专为残疾运动员建设的训练场地，住有不超过500名国家全职选手，也是大马残奥理事会办事处的所在地。
“有些残疾运动员则在武吉加里尔或汝来，与健全运动员共享教练和设施，一同训练。”眼前这名头戴鸭舌帽的年轻人，一边导览卓越中心的运动设施，一边讲解各项残疾运动的规则玩法。
见他四肢健全、行走自如，没有多想，以为是中心里普通工作人员，后来循着他的话语摸到线索，于是小心翼翼探问：你不是残疾人士吧？他爽朗回应：“我是OKU啊，”随后摘下鸭舌帽，展示右边头颅前额有块显眼凹陷处，那是他在23岁遭逢意外后动手术留下的疤痕。
本是足球员的乌特曼（Muhammad Uthman），因为一场意外全身瘫痪，生活坠入深渊。在治疗中心里，其他OKU友人鼓励他重拾体育，先是尝试轮椅击剑，“我有拿到合约，后来发现这个项目的大赛不多，”随即转战羽球，“可是那时我还不能跳动，有局限。”也试过保龄球，“从中认识的朋友，知道我很喜欢足球，叫我去玩足球。”
运动也是一种治疗。
受伤后，乌特曼原先需要依赖轮椅行动，“当我参与运动，肌肉力量开始回来。”两年半后可以走可以跑，“然后可以踢足球，心满意足。然后代表马来西亚出赛，得到柬埔寨残疾东运会金牌，更满足。”
运动确实有助改善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素质，这也是残疾奥运会最初诞生的初衷。
残疾体育的哲学──确保人人有参与的机会
上个世纪，二战硝烟散去之际，遗留很多身受重伤的退伍军人。当时，德国神经学家古特曼医生开设一所脊髓损伤中心，坚信体育是治疗截瘫患者的有效手段。为了让他们重获自尊和力量，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当天，古特曼医生特别为这群退伍军人组织一场运动会，后来逐步发展成残奥会。
数十年过去，残奥会从首届（1960年）只有8个项目，增加到如今固定至少涵括22个项目。项目变得多元，参赛国家与人数随之提升，形塑一个提倡包容、平等的竞技场域。
包容和平等实在不易做到，因此残奥会的分级系统也在逐年改善。以100公尺短跑为例，依据选手性别、残疾种类和残疾程度，单单这一个项目就已划分出29场赛事，尽可能容纳残疾状况不同的运动员，也尽可能确保同场竞技的运动员身体条件相近。
分级系统在大众看来或许纷乱，大马残奥理事会秘书长苏布拉说，背后的哲学其实很简单——我们必须允许人人有参与的机会。
“你不能说，这个（运动）只适合一种人。你有这个缺陷，他有这个缺陷，而我不能抱有歧视。你要跑100公尺？你们全都可以来跑。”
这是残疾体育的基本哲学，却也是最难实践之处。
残疾运动员如何甄选？
体育竞赛有两种，一种允许身心健全者（able-bodied）共同竞逐荣耀，一种则为身心障碍者（disabled）特别而设。可是，并非每名残疾人士都有资格争取残疾运动参赛权。在评估能力高低之前，残疾的种类是第一道甄选门槛。
苏布拉解释，目前的残疾体育只有容纳3种残疾类别——
| 1. | 身体功能障碍 | 包括四肢不健全、矮小症、协调障碍、脑瘫等等；是运动员人数最多的类别。 |
| 2. | 视觉障碍 | 视力低于1/10属一个级别；视力低于1/30属另一个级别，全无光感知又从属不同级别。 |
| 3. | 智力障碍 | 智商低于75，学习进度比一般人迟缓。 |
其他残疾种类如自闭症（autism）未被纳入光谱，“因为他可能会对自己或别人造成伤害，”体育活动终须以安全为主要考量，“参与运动，本该是一种治疗方案，务必确保他们安全，而不是将情况弄得更糟。”
有伪装残疾人参赛？
想要获得参赛资格，需先通过残奥理事会的分级程序，共有3个步骤：
| 1. | 医生诊断残疾种类和严重程度。 |
| 2. | 分级人员（classifier）依据残疾种类和程度将运动员分属到适合的级别。 |
| 3. | 分级人员观察运动员的赛场表现，决定最终是否获得参赛资格。 |
分级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确保赛事公允，但怎样才是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易达成共识。
“你要参加游泳，没有手，可以；少了一只手，可以；少了3根手指，医生会说你不健全，但在游泳赛场不会被视为OKU，因为影响不大，”换句话说，也就没有参赛资格。“我们先看有没有你可以加入的级别，有的话，哪一级？”
但是，每个人的残疾状况不尽相同，分级人员之间偶尔也有歧见，“所以我们不会1个人说了算，而是由3人小组进行分级。若选手不高兴，可要求更换人员审核。”
困难也在于，能否明辨真伪？“比如智力障碍测试中，不是没发生过，有人故意装傻。”所以分级人员不会只看运动员的外观条件，还需观察他们怎么玩。“多年以前，有桌球运动员说他的双腿无法使力，可是我们看他玩，却可以跳来跳去。是有点残缺，但可以移动，所以不能归入特定级别，或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参赛资格。”
更常见的是，不明所以的观众，误以为那些战绩亮眼的运动员，是在伪装残疾人士。
“人们会说，你看Latif（残奥跳远金牌得主；患学习障碍），你看Ziyad（残奥铅球金牌得主；患学习障碍），你看谢儮好（残奥羽球金牌得主；患臂丛神经麻痹），那么强健帅气，丝毫不像OKU。当然，像Bonnie（残奥力量举重金牌得主）患有矮小症，人们就能清楚分辨他与常人的不同。”
苏布拉希望人们了解分级系统的细致和严谨，进而明白，伪装残疾不会轻易过关，更重要的是，并非每种残疾都能显而易见。
调整常规赛事规格，符合残疾选手需求
大多数残疾运动项目，皆是普通运动的变体，调整成适合残疾选手参与的赛事。有的将站姿改成坐姿或卧姿，有的需增添辅助工具，有的则松绑游戏规则，“比如轮椅网球，允许落地反弹两次后接球，因为运动员需要更多时间移动。”
其他例子包括：
1. 力量举重（Powerlifting）
有别于举重（Weightlifting）运动员运用全身力量，站立完成比赛；残疾运动员则仰卧在长凳上，使用双臂举起杠铃。所有被诊断为下肢功能受限的选手将被划入统一赛组，再依据体重分出男女各10个级别。
2. 坐式排球
排球运动的变体，球场更小，球网更低，球的大小一样。球员必须全程保持坐姿，用手臂在场上移动，臀部必须时刻紧贴地面，唯在特别情况下防守才允许离开地板。
3. 国际象棋
允许视觉障碍者参赛。每颗黑棋上方均有小尖端，相较白棋上端的平滑，让选手通过触觉分辨敌我的棋子。棋盘上，每个方格均有孔洞，让选手借以固定棋子的位置。
4. 硬地滚球（Boccia）
硬地滚球与盲人门球（Goalball），是残奥会两项独有项目，在奥运会不见对应项目。硬地滚球最初是为脑瘫患者、严重痉挛者创立的运动，设有单人赛、双人赛，以及三人团体赛。选手必须是轮椅使用者，并依据残疾程度分成4个级别，轻者可以用手投球，重者则须仰赖辅助轨道和一名助理协助投球。红蓝双方各有6颗球，完成投掷后，最接近白球的一方获胜。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必然会有更多残疾运动项目浮现。苏布拉说，”很多研究正在进行，大家都想为残疾人士提供机会，这里是改变可以发生的地方。”
足球项目也分级，队友难凑齐
足球项目也有分级，乌特曼说，而他从属脑瘫组别3级（1-3）中的第2级。
“第1级最严重，不太能走路，双手也不能完全举起来。我的右脑受伤，所以身体左侧较弱，可是我不能健身，如果肌肉变好，就会被划入其他级别。”OKU人口已不算多，若还需经过细微分级才能组队，恐怕更难找到适合的队友？“没错，要找到可以走路的脑瘫患者不容易，不像学习障碍或视觉障碍患者，因为他们会集中在特殊学校。”
受伤前已积累实战经验，加上身体状况允许跑动和控球，乌特曼被教练安排在中场位置，是罚球和角球的主力，“可是我不能heading（头球），医生不允许，比赛时必须戴防护头盔。”
意外发生已是12年前的事，如今他的速度不再那么快，可是也有比之前进步的地方。“我左侧弱，所以集中锻炼右侧身体，现在我的右侧memang sharp，比之前更sharp。”3次代表国家参加东运会和亚运会，接下来，他放眼征战世界杯和残奥会，年届35岁，“还没想要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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