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最近3年多的政治乱象全肇因于国会议员的青蛙跳槽,2018年好不容易透过选举产生的政党轮替,就因为十几个人的跳槽,让可能的政治改革回到原点,所以修改联邦宪法第10章1(c)条文“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经国会三分之二议员通过,之后进行立法是首相依斯迈除抗疫外的另一项重大使命。
慕尤丁下台前,依斯迈上台后都不约而同的针对“反跳槽”课题,提到“修宪”与“立法”。是的,以目前大马败坏的政治风气,必须尽快经修宪后制定“反跳槽法”与“罢免法”,否则政坛将永无宁日,民主政治也失去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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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最近3年多的政治乱象全肇因于国会议员的青蛙跳槽,2018年好不容易透过选举产生的政党轮替,就因为十几个人的跳槽,让可能的政治改革回到原点,所以修改联邦宪法第10章1(c)条文“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经国会三分之二议员通过,之后进行立法是首相依斯迈除抗疫外的另一项重大使命。
制定“反跳槽法”与“罢免法”是全民期待,过去由于一个政党联盟独大,在既定的利益驱使下,要建立并通过这两个法案很不容易。而今两大联盟势均力敌,执政党的政权会因为几个跳槽青蛙而变天,两大阵营随时会被几个政客“绑架”,而且是无止尽的轮回。所以朝野如有共识,就必须在短时间内修宪、立法,完成这项重大的民主政治改革!
“反跳槽法”和“罢免法”可以并存,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也不冲突。
“反跳槽法”的精神在于防止议员因为任何理由而跳槽,议员一旦跳槽,议席必须悬空,而后立即进行补选,由选民重新选出新的议员。这对为了私利而对选民背信的议员,有吓阻作用。
“罢免法”则是针对议员滥权、失信、贪腐、政治欺骗、发表严重歧视言论等行为,虽未经司法三审定谳,但已引起广泛选民不满,选区选民就可以依程序发动罢免。至于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被所属政党开除党籍,那么这位议员的资格交由选区内选民决定是否予以“罢免”,这样可以避免议员的正确立场完全被政党领导层操控。
根据我国宪法第48条款,有7项理由可以取消议员资格,但不包括跳槽和选民罢免,所以必须先行修宪。
我们以台湾为例,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其任内参与总统选举,败选后,高雄选民以“违背曾在高雄市长选前保证不会半途离职的承诺”而遭罢免。如果只有“反跳槽法”,就没有任何法规可以要韩国瑜离开高雄市。
台湾早在1975年就正式立法,凡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首长与民意代表,能经由罢免、弹劾、不信任动议等机制强制退场。现行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提议 (选区内1%选民签署)、第二阶段:连署 (选区内10%选民签署)、第三阶段:投票 (有效同意票数大于不同意票数,且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25%以上,即为通过。)
当然,我们不必照抄台湾的选罢法,但为了端正选风、导正民主政治,制定法案制衡民选的议员是当务之急,这是维护民主精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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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若要扮演和平缔造者,就应该确保和谈的公正性,而不是让强者透过谈判进一步扩大战果。如此一来,无论是30日停火,还是100日休战,最终都只是下一场战争的前奏。
周二,美俄领导人的“电话”和平谈判达成“俄乌停火30日”的初步共识,特朗普和普汀均同意俄乌结束冲突,除了实现持久的和平外,也同时改善美俄闹僵的双边关系。
美俄双方官员均表示,谈话非常顺利;特朗普也发文表示,谈话非常愉快且富有成果。这是否意味着俄乌战争即将迎来转机?但历史经验显示,单纯的停火承诺难以持久,尤其当谈判桌上的一方拥有更强势的军事、外交与经济影响力时,弱势一方的利益难以获得保障。
远的不说,就以“以巴战争”为例,在美国斡旋下双方同意停火,协议于1月19日生效。三阶段停火中的第一阶段停火6周,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必须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结果,以色列以“哈马斯不释放人质”为由重启攻势,导致加沙地带再度陷入战火,袭击造成400人罹难、500人受伤。
这场袭击美国事先知情,如果特朗普愿意,悲剧还有转圜余地,但他却将责任归咎于巴勒斯坦。所谓的剩余人质,会不会早在以色列的狂轰滥炸中死亡?这样的双重标准让人质疑“和谈”是否仅仅是强者的谈判工具,而非真正追求和平。
俄罗斯与美国能够就俄乌停火达成共识,表面上看来是外交进展,但背后却可能暗藏战略算计。停火30天期间,美国必须停止军援乌克兰;对俄罗斯而言,这正好是稳定前线、重整军备与军事部署的缓冲期。而对特朗普,则可能是测试乌克兰政府的反应,同时观察欧洲各国的立场变化,因为欧洲之前已经宣布不需要美国的“团结抗俄”(军援乌克兰)。
俄乌停火30日:是公平的和平谈判?
乌克兰是否会完全遵守由“美俄决定”的停火协议?泽连斯基政府一直强调“不接受割地求和”,如果停火期间俄军仍控制乌东四州,那么停火可能让俄罗斯的占领行动合法化。此外,停火也可能削弱乌克兰的国际支持,因为西方国家会对军事援助的热情下降,使得乌克兰的战略处境更加不利。
另一方面,俄罗斯即便同意停火30日,未来是否会无条件履行和平承诺依旧是未知数,撤军就更不可能。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已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最终仍以军事行动实现攻城掠地的目标。2月28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公开翻脸,就是因为泽连斯基不相信普汀的“承诺”,而特朗普相信。
美国在国际冲突中的角色一直备受争议。虽然华府常以“全球和平维护者”自居,但历史证明,美国往往偏向强势一方,而牺牲弱势一方的利益。例如,在以巴问题上,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并在联合国会议上,多次否决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使得巴勒斯坦始终处于挨打。
在俄乌战争中,拜登政府虽然支持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但其立场并非完全无私。华府的真正目的是削弱俄罗斯的力量,战后,乌克兰必须以矿产偿债,更不可能免费帮助乌克兰重建国家。
很显然,美国在和谈过程中刻意施压乌克兰接受“不对等条件”,如果承认俄罗斯占领区的现状,则等于变相帮助普汀稳固战果。这样的“和平谈判”,是强者的游戏,怎么会是公平正义的和平方案?
如何让俄乌、以巴战火真正平息?
如果和平谈判只是强者施压弱者的手段,那么战争将难以真正结束。俄乌与以巴的冲突虽然背景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战争的根源来自于领土争端和历史仇恨与猜疑,因此单靠短期停火协议,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要真正平熄战火,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关键条件:
其一,公正的国际调解机制:目前,美国主导的和谈往往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因此,应该引入较为中立的国际调解机制,例如联合国、欧盟或中立国(如瑞士、土耳其)来主持谈判,确保各方利益都能获得公平对待。但今天的美国与特朗普是被宠坏的脱缰野马,没道理可谈。
其二,各方对停火条件要有清晰共识:“靠口说”的停火协议很容易毁约。例如以巴冲突中的停火协议因人质问题破裂。因此,停火协议必须明确规范各方责任,例如“是谁杀了人质?”、撤军时间表、边境监管机制等,并确保有国际监督机构,如维和部队执行。但遇到以色列,维和部队只能挨打。
其三,战后重建与战争赔偿机制: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以色列,作为入侵方,都应当承担战争赔偿责任。这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更是维持未来和平稳定的重要机制。马歇尔计划让美国帮助欧洲从二战废墟中复苏,如果没有类似的机制,乌克兰与加沙地带的战争创伤将难以愈合,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可能因贫困与怨恨而陷入更长期的不稳定。
俄乌与以巴的停火协议,不能仅是短期的协议缓冲,而应该建立一个能通往真正和平的协约。如今,调解者存在明显的立场偏袒时,和平的前景将变得不乐观。美国若要扮演和平缔造者,就应该确保和谈的公正性,而不是让强者透过谈判进一步扩大战果。如此一来,无论是30日停火,还是100日休战,最终都只是下一场战争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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