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独立电影导演陈翠梅／大家一窝蜂跟随“主流”，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感受”自己要什么
6月份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大马独立电影导演陈翠梅凭第三部长片《野蛮人入侵》夺得评委会大奖。随后不少中国媒体报导聚焦谈论“当妈妈之后事业就毁了”，除了关乎剧情，符合现代职业女性的窘境，也因那是陈翠梅的真实写照。生产后她一度觉得身体变成废墟，为了带小孩搁置电影计划，无法创作……
“我的电影开头是这个，但后面比较是寻找自我，什么是‘自己’，什么是真实与虚构……”陈翠梅悠悠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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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梅中学时读张大春的《我妹妹》，把里头一句话记成“每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当她有小孩后不时回想起这句话，觉得小孩就是入侵生活的“野蛮人”。这句话其实出自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原文是：每一代人的文明社会都被野蛮人入侵——我们称他们为“小孩”。
此次自导自演的新片《野蛮人入侵》，讲述息影又离婚的女星李圆满带着儿子，接受困难重重的武术训练，准备复出拍动作片。片头孩子任性打闹，令李圆满相当狼狈，让人想当然耳视剧中小孩就是那个“野蛮人”。
“很多时候我们把外来的、敌对的，或者他者当成野蛮人。”如此说来，陈翠梅觉得也许小孩才是纯真的，而整个社会才是入侵小孩的野蛮人。“我们会一直教小孩什么是对是错，应该怎么做之类的，可是万一我们才是野蛮人呢？”
不过，这不是一部要槌定谁是野蛮人的电影。她想进一步探讨的是“自己是怎么形成？”“自我是什么？”
社会普遍重视知识多过感知教育，缺乏思辨
一场访谈下来，感受到陈翠梅对人生、事业有一套见解，紧抓自己所要所想。谈起世上的许多看似普遍的“标准”或“大众”观点，会听见她的答案有明显的“你”“我”之分。因为她觉得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不同，享有的条件也不一样，没有一套可以遵循的模式。
就拿家庭与事业是否得到平衡来说，陈翠梅直言，“我常觉得那些教导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书都是坑人的。”就她自身经验，事业与家庭根本没办法平衡。“拍戏的时候几乎就没有家庭，因为每一分钟都是钱。”现实拍摄过程不像电影演的有儿子傍身，加上她自导自演，真的不可能带小孩。开拍那些天，整个剧组全情投入，谁都没有个人生活。这是她的状况，而你又曾否审视自身状况再去思考家庭与事业平衡这回事？
还有一类是教人怎么成功的，陈翠梅反问，“那个成功的意义先给你订好了，但是你要的吗？”她把问题一路往回往深处问，是谁教你要去追求这些东西？是谁教你这才是快乐？为什么这个才叫成功快乐的人生？问题最终回到“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们没有人学过怎么做自己，和怎么感受自己要什么？”陈翠梅觉得“感受”比什么都重要。就拿看书、看电影、听音乐，很多时候是别人说好才觉得好，不确定自己的品味时就找权威怎么说。说着，感慨起马来西亚重视知识多过感知教育，缺乏思辨。“马来西亚人还有一点意见和品味的，可能是‘吃东西’吧。”
随心而动，家里有个包容她尝试、闯祸的老爸
自成一格的陈翠梅是这么养成的。家乡彭亨关丹蛇河村，临海地大，生活自由。兄弟姐妹7人，她排行中间，不必背负压力、期望，还有个鼓（包）励（容）她勇于尝（闯）试（祸）的父亲。
弟弟五六岁就在广阔海边学会开拖拉机和皮卡车。尽管他伸直脚够着油门和煞车器后，人已几乎缩到座位下，根本看不到前方路。陈翠梅跟着学，发动引擎、踩离合器、换档，碰！撞上柱子。姐弟俩有默契地熄火下车，钥匙放回原位。“爸爸好像装作不知道。”
小镇资源少，中学时她常逃学往吉隆坡，还怂恿同学同行。“最夸张的一次是我带了30个学记，关丹、文冬的一起去吉隆坡，结果第一晚没有地方住。”当时考完试，陈翠梅登高一呼揪了一群学记来星洲日报总社看学海杯辩论赛，什么膳宿计划都没有，一行人在报社文教组打地铺过夜。
26岁，她毅然辞掉大学教职决定全职拍电影，“忽然觉得要做自己要做的东西很简单，就是放弃不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很有钱，物质需求也不高。有回朋友搬家，买了两千多令吉的新床，以她的金钱观，这笔费用不小，宁可花来旅游或拍片。
“但那个前提是，也不太有人管我，我也不听，所以没有人能阻止我的选择。”
一般人可能害怕失败而踌躇不前，陈翠梅不会，因为从小就被丢进海里学会游泳，被推下斜坡学会骑脚车。从小自学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老师教的，肯定是从失败中学习。就连长大后拍电影也一样，自学。
非本科独立电影先驱，边拍边学，甚至回头向影评借鉴
陈翠梅是马来西亚独立电影先驱，当年和何宇恒、阿米尔莫哈末、李添兴一班人都不是正统电影学院出生，边拍边学，“它很粗糙，但是有东西看。”
独立电影指的是独立制作，不限制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陈翠梅觉得，中学迷上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受文学影响，电影作品也倾向文学，“它也可以是一篇小说，但我把它拍成电影。”
虽然作品偏向文学电影，但她不想就此被标签定型。比起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偏小众，而我国观众的视野也聚焦在奥斯卡金像奖，而非康城影展。她更爱康城影展，曾连续几年领着星洲日报的证件去影展看电影，写影评。
每个国家都有大众和小众的情况，于她，这是个人的时间分配与乐趣所在。她喜欢哲学，尚未解决的生命，她想看看尼采怎么说。她喜欢读米兰·昆德拉和马奎斯，可以反复阅读。但这不代表她排斥别的类型书籍或电影。
“我也看很多商业电影，但是有时会骂，有时（桥段）太简单就没什么乐趣，看一半就知道后面是怎样了。”看电影20年，有些东西她真的不想看了。当然，不同电影有不同观众群，时间是自己的，她想去看比较挑战或有乐趣的电影。
至于自己的电影作品，她也会去看影评人怎么解析和诠释。有时想看在作品里巧思达到什么效果，就看影评人读到什么意思。“他读到别的意思，你也会学到东西，原来会把这个东西看成那样。”
作品如何被诠释没有对错，不一定要跟着创作者的意思。有时陈翠梅也会想，会否自己表达得不够完整。另一种情况是，根本无心的事物，例如某个颜色或美术的摆设，被影评人读出一套想法，下次就能派上用场。“基本上我不是科班出身，这些都是我可以学到东西的，而且都是真实，真的有作品，真的这么看的。”
好电影要回归到电影本身，而不是一味追求大卡司大预算
此次《野蛮人入侵》是中国天画画天影业、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HAF）和电影工业办公室（FIS）共同策划发起的B2B（ Back to Basics）“爱情征服一切”电影计划，成本只有100万人民币。制片人杨瑾代为领奖时大赞陈翠梅，“拍电影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它需要的是你的才华。”
那么，如果有充足资金、大卡司，又享完全创作的自由，她会拍怎样的电影呢？“首先你的故事、电影需不需要？大预算、大卡司不一定可以拍到好电影。”再一次，陈翠梅点出大卡司大预算的迷思，那不是首要去追求的，而是该回归自我，“本来你要的是什么？”
陈翠梅觉得，很多人认为大卡司、大预算、大场面的电影就是成功，忘了思考这些元素于自己的电影有何意义。“我觉得我们特别容易被这种东西（所谓的成功）左右。”摆正创作心态的先后次序，她认为不是有了大卡司才想要拍什么，而且也需要考虑自己能否操控。
“整个电影制作还是复杂的，大预算可能代表创作自由很低，要看你牺牲掉哪些，你还可以抓紧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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