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程法师与画家叶逢仪跨界合作／当禅碰上麻雀……
一个以禅入世，一个以麻雀入画，当禅碰上麻雀，有谁会想到竟是如此和谐，用禅与麻雀的碰撞疗愈疫情下的心灵。
继程法师是禅修师，在疫情底下，禅修可以帮人安抚烦躁不安的心；而以画麻雀见称的画家叶逢仪，在疫情中借着画画来放松身心，应对这不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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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这一天，在紫藤文化集团创办人林福南的牵线下，继程法师和叶逢仪两位大师级人物聚首一堂，以画交流，以禅论世，让大家在禅与画之中看到在疫情中如何安定身心。
从动到静，回归内心
以往禅师与画家都是经常出国的人，在流动的时空里创作。可这两年里为“疫”所困，静待家中，却也可以在静中得到启发与灵感，无阻创作的意念，动与静，好与坏都可以安住身心。
继程法师说：“前几年我一直闲里偷忙，在2000年我辞去所有职务，开始我的‘闲生’。后来我去了美国，一有空档就安排活动，结果那20年间，每年有10个月都在国外。当时就动了一个念头，如果可以静下来也很好，却没有想到真的静下来。”
他觉得，过去两年没有出国，一直住在太平自修、看经书、写字、画画，收获虽不多，但多了很多休闲时间，可以骑着脚车四处逛，有更多心思去欣赏所有景物，这也未尝不是收获。
同样的，以往都是四处作画的叶逢仪，经常出门都带上画具在旅途中作画。这次因为疫情留在家中，把很多平时放在一旁的东西都整理好，包括思维与想法。
多了很多时间在家里作画，让他多了很多新的灵感，即使如令人憎恨的冠病病毒，他却能看到病毒形状很美，而启发他画出不一样的病毒与创作，画了一些平时想不到的东西，是他另一种收获。
他认为，人一生会面对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对或不对，视乎你如何看待。就好像病毒虽不好，但它可能也有好的一面，如人们静止了一切活动，却保护了大自然环境。
面对这个动与静的大转变，很多人都觉得无所适从，烦躁不安。但继程法师却认为，静止的环境，可以让大家回归到内心，发掘深层的内在。
他以主动闭关与被动闭关来比喻这次的疫情。以往我们闭关以用功修行，但这次疫情却如被动闭关，外在环境因缘令我们必须静下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要转被动为主动，自己懂得安排事情，把过去一直要做的事情给实现，或主动做一些不一定是自己想做的事，或可以做的事情，把握这次的转化过程，就如佛法中转烦恼为菩提。
“只要我们懂得转念，就是一个机会。有的人整天都在忙，结果忙出忧郁症。如今也有人闲出忧郁症，所以无论忙或闲，主要是看我们如何调整观念心态，从正面角度来看，我们被动的闭关，时间还是自己的，就看我们如何应用与发挥。”
●静止的世界，让我们无法往外探索，只能往内寻求安定，会影响艺术创作吗？
继程法师觉得，动态有它的刺激，但静态却令人可以专注观照，达到禅的境界，可以创作出更深处的作品。
他解释，创作有两个层次，内在安定与外在分离，这两种功能在我们用功过程中本应是一体的。但往往我们在外在分离中，看不到内在安定；一些很偏外在的艺术家，你可能觉得他的创作很有创意与刺激性，但往深一层就觉得他的作品不够深沉，安定的部分不够扎实，所以一些艺术家会走向宗教，因为他们发现更深层在内在对创作有帮助。
作为艺术家的叶逢仪淡淡的说：“我个人觉得一切顺其自然，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不好好利用，而去模仿外在，实在没有必要，所以我作画都强调不要保守在一个框框里，应该好好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
他在甲子之年悟出一个真理，就是30岁之前听父母、老师的话，30岁以后听家人的话，到了60岁就要做自己，否则就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一生人，这是他自我反思的结论，决定60岁后的我，必须要做回自己。
●面对不确定的疫情，亲人离世，要安定身心，如何做到？
继程法师说，疫情一直在变化，我们无法掌握它，所以它（疫情）不是一个实情，不是实情就没有永恒性，在佛教里就是无我。
“当我们看到因缘在流动，你就要学会怎样依着流动的因缘让自己活得自在。如果我们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无我，忘我，不再执着，就可以活出自己。”
“佛陀也说过‘唯我独尊’，内在的我是自在，只要懂得因缘流动的道理就可以做到。”
叶逢仪以拔草来传达他的转念。他表示自己喜欢园艺，在种花的时候看见小草就想把它拔掉。可是回心一想“世界那么大，小草也有生存的空间与权力，你又有什么权力把它拔掉？”。
再联想到他去学插花艺术，看到那些被剪下来的花就对老师说：“花长得那么美，你把它剪下来，不是很残忍吗？”
然而老师却说：“就因为它很美，为了要把它的美给更多人看所以才剪下来，它会很感谢你，因为你不是摧残它，而是让更多人看到它的美，是功德无量！”
经过老师这么一说，他也觉得很有道理。画画也一样，多一笔就会把画破坏掉，但如果不下这笔又怎么知道是坏，或者再多一笔能让它起死回生，所以东西没有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很多东西都是两面的。
继程法师也对剪花之说有异曲同工的看法。他说：“如我把花采下来供佛，它就有供佛的功德；如果不采下来，它生命还是枯萎，但无论在佛前或大自然枯萎，都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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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提起Jimmy Choo周仰杰，许多人脑海里会自动为他加上一个前缀：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履设计师，这亦是很多对时尚一无所知的人们认识他的开始。
在那个年代，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穷小子在欧美人垄断的时尚圈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占有一席之地，其经历堪称励志又热血。
在拿督周仰杰博士的“鞋履设计师”生涯里，哪一双鞋的意义最为重大？哪一双鞋最刻骨铭心？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周仰杰于1948年出生在槟城的乔治市，上有一名姐姐，双亲均是中国广东省梅县南来的客家人，因此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得知在座的几人都是客家人，他短暂地从华语模式切换到客家话频道，用客家话与我们寒暄问好。
虽已年届77岁，但仍精神抖擞，脑海里的过往种种亦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鲜活。
他在槟城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设计鞋子的工匠，当时的学徒什么都得学，包括鞋底、鞋面、设计、裁剪等等，一双鞋子的设计、制作到完工的每一道工序要了如指掌。
在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流水线，都是手工制鞋，家门口就是工作坊，客人们上门订鞋，然后他们就着手制作。
就如同家里做小买卖的人们一样，家中一人做生意，全家齐上阵，小小的周仰杰也要帮忙。
他回忆，那时没有手机，电视机也是黑白色，信号时好时坏，除了听“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也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后就看父亲、师傅怎么做鞋子。
周仰杰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对制作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放弃收入不错的餐厅工作选择鞋厂
尽管当时人们对“做鞋佬”抱有偏见，粗鲁、没文化、烟酒不离手更是时人对鞋匠的刻板印象，可是父母依然支持他的选择，送他到英国伦敦的考得维纳技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隶属伦敦时尚学院）深造。
父亲给他150英镑缴交第一年的学费，之后就开始他半工读，每天只吃20便士（pence）蛋炒饭的留学生活。
他曾在中餐馆打工，在面对大厨不友善的粗鲁对待，他保持真诚的态度，勤快地工作，甚至愿意付出超出工作范围的努力。
“（比如）周五、周六打工，他们下午休息外出、赌博、打麻将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整理房间、清洗枕头，打扫干净了，又到楼下帮忙看顾餐馆。”
“我不是吃亏也不是傻，因为我觉得我在外国，又不是很多朋友，我需要努力让他们知道我是诚恳、真心地学习，所以他们才会疼我嘛。”
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最终让他赢得老板的重视，想要擢升他为餐馆经理之时，然而他毅然放弃每周70至80英镑的收入，选择每周40英镑的鞋厂工作。
在那时候，一周的房租不过9英镑，他甚至还有余钱能寄回家给母亲，但于他而言，虽然餐馆工资高，却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鞋厂才是心之向往的梦想起始点。
“因为我觉得做人，如果你开心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累的，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前途，你就会觉得累了。”
“在鞋厂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做鞋子。”他笑道，“如果我在餐馆做，就不是现在的Jimmy Choo了。”
给戴安娜王妃的鞋 ——永远送不出的礼物
1986年，他在伦敦东区开设第一家店，起初无人问津，他甚至制作一双5英镑的平价凉鞋摆地摊，直到1988年时尚杂志Vogue一连8篇的大篇幅报道他设计制作的玫瑰鞋，“Jimmy Choo”声名鹊起响遍时尚界，尔后因缘巧合下与戴安娜王妃结缘。
起初，他接到为戴妃制鞋的邀约时，仍有些忐忑，不确定能否得到她的青睐，于是抱着尝试心态，询问鞋号和衣服的颜色后，设计了一双红色的矮跟鞋。
戴安娜王妃是当时的时尚Icon，又是媒体宠儿，就在周仰杰将鞋子送出去的第二天，戴妃穿着他的鞋子出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上，自此周仰杰也成为她的御用鞋履设计师。
“你的爸爸妈妈、家人是否安好？”是每次戴安娜与他见面时的开场白。
他记忆中的她和蔼、善良、优雅，毫无架子。犹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随队入宫觐见，素面朝天的戴妃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为他们准备许多咖啡、饼干点心；而从第二次开始，周仰杰便独自一人前往拜会，戴妃都会屏退左右，充分展现对他的信任。
他打开两个行李箱，让她挑选鞋子；她会展示她的服装，两人会一同商讨服装、鞋子和场合的搭配，确认订单后，她还会帮他提着包，陪他走到车子停放处。
“你想像一位王妃，拿着你的包包送你上车，很少公主／王妃会这么做。”
只是，这段缘分在1997年8月31日戛然而止。戴安娜为了避开媒体的跟拍，在法国车祸逝世，得年36岁。
他一听闻戴妃的死讯，感到不可置信，立即打开电视看新闻确认真假。
“全英国都好像静了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很伤心。”
“她的生日在7月，才刚过生日不久，我原本准备好一双鞋子，要带着女儿到肯辛顿宫送给她的。”
结果命运难料，这双鞋永远送不出去了。
“后来宫里有问我要不要将鞋子送过去，我说不要紧，我留作纪念。”
分量最重的“狗仔鞋”
虽然他曾为许多名人制鞋，手工技艺随着经验的累积愈发精细，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双鞋，始终是11岁那年，他亲手制作送给母亲作为生日贺礼，并由母亲命名的“狗仔鞋”。
“狗仔”又是何意？
原来是父母遵循坊间“贱名好养活”的说法，故为他取昵称“狗仔”。
“小时候我和朋友玩，我爸喊我吃饭，都是狗仔、狗仔地叫，我都叫他别这么喊我。”
如今他早已成为众人“仰”望的人“杰”，来自长辈的美好祝愿终于实现。
跨界尝试 开辟新战场
2001年周仰杰离开Jimmy Choo公司后，全心的在Jimmy Choo Couture，专注于做高级订制鞋；2017年，他不仅他推出同名品牌Zhou Yang Jie的鞋履，同时跨足服装界，也成为婚纱、晚礼服品牌The Atelier的创意总监。
制鞋和婚纱、晚礼服的赛道又有何不同？为何会从鞋履跨界到服装？
“在伦敦，三十多年来我是做私人定制婚鞋的，每次都会问客户的婚纱款式和设计，我就配合婚纱设计婚鞋。久而久之，我就对婚纱设计有灵感了。”
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于他而言，鞋子和衣服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剪裁、钉珠等等，两者差异并不大，因此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赛道转换，而是团队的磨合。
“不过你要找到很好的工匠做礼服，有时候一件礼服就要花费6个月来完成。”
他强调，“团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相互理解，让他们明白我的创意和想法，这样才能高效运作。”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不仅还要参与服装设计，还要统筹整场服装秀，挑选秀导、模特儿、化妆师、确认服装搭配、观察走秀效果、甚至灯光、舞台高度等细节。
“50至60多个模特儿，你得让她们试穿衣服，试走，看看她们的笑容、发型，是否与设计相符合？”
“灯光和舞台的高度等等，都要用心去了解和关注。不过也要相信助理，我无法一人顾及全部的。”
此外，他于2021年踏足教育界，创办JCA伦敦时尚学院，从鞋履设计、婚纱和晚礼服再到教育领域，接下来还打算进军家具设计，其跨度不可谓不大。
他并未因为早已名成利就，便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反而一直开辟新的战场，勇于尝新，展现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
（原稿上传于24/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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