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语词典编者碧澄：不要敌视、轻视马来文

习惯自小养成，碧澄归功父亲。自小家贫，米也只能一斤一斤买，朝不谋夕。父亲灌输的观念是，要改善家境就得用功、努力，一定要勤劳。也因此，战后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高涨，学潮四起，尽管身边有很多热衷学运的同学、学长，他也选择不参与，专心学业，打零工帮补家用。

50年代学运热火朝天，学生在校园慷慨激昂演讲；学长邀他去家里看的尽是左翼思想的书；同伴邀他参与联络活动，唱跳〈找朋友〉。班上同学一个两个突然消失，“一种可能回中国了，一些则进入森林（加入马共）。”

碧澄说，二战后生活困苦，很多不读书的少年加入私会党。再不然受到左翼思想影响，向往理想美好生活，反抗殖民与帝国主义，选择进入森林参与抗争。“不懂可不可以说是人格分裂，我同情他们又没有亲近。”碧澄坦言，父亲当时严厉劝阻，要他不要和学运分子走得太近，担心危险。尽管父子俩都同情学潮，也多少认同他们的思想，却始终没有参与行动。

不免联想起我等年轻这一辈经历的“抗争”。净选盟运动之初，家长不让孩子外出抗争，担心镇暴部队、催泪弹、水砲、警方扣留等。碧澄认为不能类比，如若当时冒着危险进森林，不一定会达到目的，还可能一冲出去就给人打死，俨然鸡蛋碰石头。“在当时来说，我也没有太多选择。”碧澄认为，生活把人逼得太紧，不去参与抗争是很自然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标。

国语字典编者的马来文竟然是中学后才学的

碧澄少时的志愿是到报馆翻译国际新闻，后来为什么当上老师？当年邻居是校长，儿子也报读日间师训学院，父亲要他找个铁饭碗，催促他跟着报名。第一次报名不过关，只因太心急，还不足岁。后来，才升上高三，他就肄业转到师训上课。
不说不知，那时他才真正开始学马来文。想不到吧，华裔学子仰赖的国语字典，幕后编者竟然比你我还迟开始学习马来文！碧澄记得，小学六年级时校长安排了马来老师来上课，还提前分发课本，怎知当天老师没来，课本又全数收回。

中学时也没有马来文课，为甄拔师训，他才报名夜间补习班。从小到大他都活在华人社区，讲广东话，周遭没什么马来人，完全没有说马来语的环境。“当时的马来老师很好，学了3个月，我就可以写信，学会simpulan bahasa（成语）了。”

进入师训，除了华文，可选第二语文。独立之初，讲师鼓励选择国语，即马来语，全班约70人有60人都选国语。然而，条件是备有初级文凭会考（LCE），碧澄为此花时间看比南利（P. Ramlee）电影，到新闻局或印尼使馆索取文宣当读物进修。眼前这位按表操课的多产作家，可真是自少时就非常自律，是为达目标努力再努力的人呀。

“马来文还是要学的”

此后，碧澄与马来语结下不解之缘。虽生活环境马来朋友不多，可教学、编写字典都与马来文为伍。除了中文写作，他也以真名Lai Choy创作马来文小说。由国家语文局出版的短篇小说《Migrasi ke Selatan》（南渡），同名篇章荣获1988／1989年“马来西亚文学短篇小说奖”。在报章上，他开设栏目每日翻译一则马来文新闻，顺便讲解其中文法。

如此诚心教学、推广马来文，碧澄不掩饰灰心，觉得带来的影响力不大，好像孤军作战。把兴趣化成写作、专栏，赚取写稿费，也收获满足感。但他渐渐体会到，原想致力促进社会交流，相互了解，其实成效不大。

问及时至今日，似乎一谈到马来文教学相关课题，华社都很有意见。其实生活上、工作上也常用到马来文，人们却对这个国家语言颇为抗拒。这名退休教师认为，政府和华社都需负上责任。自独立初期就端出的国小母语班政策（Pupils’ Own Language，POL）从未良好贯彻。（注：政策之下，国小里若超过15名家长要求，校方就得开设母语班。）

再来是社会风气，人们重视英语远超于马来文，甚至是母语华语。为方便将来出国深造，或职场所需，许多家长都灌输孩子英文至上的观念。于流行文化，碧澄也认为中文电台常播英文、韩文、日文歌曲，就是没播马来文歌，马来电台反之亦然。

回想独立之初，许多年轻人，甚至书记、老板等专业人士报读夜学班学习国语马来文。他教学时，学生多平等看待各个语文，越到后期，英文地位越来越高。“可能是政府政策不够开通，诚意不足，华社很怕‘得寸进尺’；华社也太过重视孩子升学就职所需，认为英文比较重要。”

也不知读者是否认同碧澄，抑直摇头反对？但作为退休教师，纵横华马双语的资深作家，他的忠告是“马来文还是要学的，不要敌视、轻视。”碧澄说，“我对语文没有偏见，也自学日文、爪夷文。还是希望学生重视马来文，三语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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