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维持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
电影《十年》中的短篇〈自焚者〉曾用特效模拟未来的香港上空，厚重大雾灰茫密拢，彼时导演周冠威曾经看得清时局，精准命中香港后来的境遇。历经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昔日昂扬的国际金融之都忽而沧桑，生活其中的人们，或比如此刻的他，抬眼看未来，或也如置身他拟想过的茫茫大雾，悚然而无措，他说“经历过2019年，现在这一刻我不太敢去预测。我看不通将来。”但他也不甘，想用创作者的逆向思考回击现实，“如果《十年》是创作一个我不想看到的将来，这一刻你要我再预言的话，我想预言一个我想看到的将来。我想幻想一个美好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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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所以周导苦笑后又说了个梦，那是某个手足跟他分享的美好想望：未来的某一天，手足们都从监狱里出来了，不再是政治犯，“一路走一路走，有些人飞过去、有些人坐直升机、有些人游泳，去哪里？去煲底*。”反送中运动的手足有个约定，称“煲底之约”，抗争成功后，素不相识、也未曾真面目示人的他们，一起到煲底庆祝，导演说，梦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有个手足“在示威区见到自己很心爱的女生，他拿下面罩，她也拿下面罩，一起见到对方，很美的画面，然后他们相拥接吻。”
此刻站在时代的暗面，他面带笑容说，“如果你叫我预言， 我希望这个梦成真。”
《十年》提前映现了2019年的时代伤痕，对他而言，“那是很悲惨的。”身处复杂的时代，他依然想从乌云里筛滤出一些光照，“很伤痛但同时间觉得很积极，觉得很有力量。在这么大的打压底下，依然有人愿意走出来，为香港、为公义、为自由民主去牺牲。这是一份很大的人性光辉。”
他预言了时局纷乱，也预言了港人勇气，“ 如果《十年》是一个问题，2019年的运动，就是一个答案。”这些过去少见的香港脸谱，也让他在极端的心痛中有了希望和动力，“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将情绪放在一边，（目前）是很沉重伤痛，但同时我也希望，有种积极和盼望在其中。”
电影对我太好了，愿做电影的小雨点
从洞察时局的预言到忐忑无措依然选择盼望，周导并非一个政治狂热分子。他的成长，也跟许多普通港人一样，生活在“政治很遥远，香港仍然有自由、有法治，我仍然相信警察会保护我”，以及“政治没有影响我的生活”的日常里，当一个“没有太多使命，单纯爱电影”的影迷。
然后在时局的变异中，在港人多次争取普选不果后，慢慢长大的他，开始意识到“整个社会说着一个谎话”，谎言拆穿后，“我们的自由会慢慢的失去，法治会动摇”，从1997年到2019年，对他而言异常庄严的、香港自治的承诺，“到现在这一刻都还没有兑现，而是越来越扭曲”。他开始跟很多港人一样，“有一种越来越忍无可忍的感觉”，也因为无法忍受香港一路退步，“所以2019年的爆发（反送中运动），是长期压抑底下的爆发。”
“身为一个电影人，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不是搞政治的，所以我就拍他们，这个也是我为香港、为公义付出的一个途径。”
社会给他漫长的、“逐步逐步的”公民意识开眼的成长历程，而选择以电影为表述、为社会发声，是他的回礼。溯源这份回馈，来自电影在青春期的馈赠与教育。
他是个重度影迷，看很多的电影，“小时候人家去读书考试，我反对教育制度，因为只是注重考试。我把这种反叛，转到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去看电影。”他喜欢的导演一箩筐，奇士劳斯基、阿巴斯、马丁·史高西斯、柏格曼、山田洋次等，但真正探入忧郁少年最柔软深渊的，是老电影《East of Eden》。
彼时家人忙于生计，他对亲情的渴求无处可诉，和父亲关系不好，这部电影梳理他心中的惨绿心事，“跟十几岁的我很有共鸣。教我甚至给指引我，怎样尝试去宽恕、怎样去解开我心里的郁结。”看完电影他大哭，“电影的威力很强大，辅导着我、它好像很了解我，甚至了解我多过我自己了解自己。”后来在社工的辅助下，他和家里的心结松绑，也是电影让他迈出表述的第一步。
电影是他的爱与公义启蒙，也让他从此立志以电影为毕生追求，“我十几岁就对电影说：你给我这么多，我想我一生追求的意义，就是你。”这个毕生追求让他找到生命的价值，“电影对我太好了，如果我在生命里头，历史的长河里头，可以做一丁点小雨点，我都觉得很荣幸。”
将香港变回美丽的香港
曾经的懵懂惨绿青春因为电影而改变，是以他对电影的力量坚信不已，“我相信电影可以改变人、可以传达正能量。”
拍《时代革命》为社会发声，是他对电影的回馈，也是他的理想追求，“我追求的是电影里头很好的价值：公义、自由、爱，《时代革命》也是这种价值。我觉得所有事都是相通的，我这么多年前已经义无反顾地去追求，（最后）贯彻到《时代革命》。”
抗战现场的拍摄险峻万分，手持摄影器材身在催泪弹现场，每个分秒都跟怵目溅血的可能擦身，他虽然从头到尾没想过放弃，但也有一些瞬间，他想过舍去当下的追求。
“我的头中了橡胶子弹，我是戴着头盔的，所以头盔挡着，但是那个冲击力很大，所以我晃荡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担心，哎呀， 太危险了。如果我没有戴头盔，或是子弹射中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会可能很严重。”那是香港理工大学的抗战前线，在激烈的抵抗中，他惦挂起家人。
“有一次我吸入了很多的催泪弹，回到家影响了我的太太，我太太当时是有身孕的。”他担心影响妻子的健康、担心孕中小孩会有畸形的可能，“我很心痛，好担忧好担忧，那一次的担忧，是导致我想放弃这个纪录片的唯一一次。”
电影花一年半的时间剪接，过程中大儿子偶尔会偷看，他会借机引导，“不是警察就一定是坏人，示威者就一定是好人。我们看的是行为。”当他提及自己拍了政府和警察不当的行为，会有被逮捕的可能，也问小孩，应不应该继续拍？小孩想了一下，回答说“香港政府看了爸爸的电影，会变回好政府。”如此纯粹的童言，慰藉了他，也鼓舞了他，“我觉得对的就去做吧”。
当再问小孩要不要移民，儿子说，“我很喜欢香港。爸爸，我们一起留在香港，将香港变回美丽的香港。”小朋友的承担，让他决定一起承担，为美丽的香港，做对的事。
我不会睇死香港，我不会睇死自己
《时代革命》在香港是禁片，反送中运动后，大量社运人士被捕入狱、独立媒体瓦解、港人避走他乡，一种肃杀的恐惧，悄无声息的渗入日常。
“在香港有很多的忧虑，我会不会被跟踪？会不会被窃听？我说的话会不会成为证据？或者我接受外国的访问，记者会问我，访问你我会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其实很多身在香港的人，已经有很多都不接受访问。确实整个香港都在恐惧之中。”
太多人担心他的安危，他却选择留在香港，无惧为自己的电影冠名，“我仍然用这个电影名称，仍然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个纪录片，身在香港，确实是有很大的危险的。但我就是不想输给这份恐惧。”
活在恐惧中，坦然面对恐惧，他愿意承担电影教晓他的意义，“我真的想留在香港。在香港我有一个位置，我想去承担这个责任，如果真的有苦难是为了正义去承受，我觉得都还是值得的，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留在香港。”
他坦承，手上的电影工作确实有影响，也有些朋友跟他翻脸了，而过去的手足也不能随意联系，“但是对比《时代革命》这部纪录片对我自己的意义、对香港的意义、对其他手足的意义，我觉得，这些不算得什么。”
无法联系过去的伙伴、无法看到自己的作品公开放映，他坦言，“我是有一份孤单的，但这份孤单，同样的，对于那个意义来说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不算什么。我也很想有一天，可以跟他们再度拥抱，一起吃饭，在电影院看这套纪录片。”
他期待未来依然有奇迹，“像以前的香港一样，享受那种自由”，这样的盼望看似遥遥无期，他坚持保有执念，“不知会有多久，不知会不会出现，但这个盼望永远都会有。我不会睇死（看扁）香港，我不会睇死自己。”
对不义的愤怒是很重要的
他在〈自焚者〉里写过一句台词：“维持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或也是导演自身境况的想望和追求。
“如果仇恨占据我的心思意念，我会很痛苦，反过来说我也被仇恨控制着。我现在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虽然在一个不自由的香港生活，但我希望活出我的自由。”
所以在暗昧未明的大环境中，他选择了一种不能忘记愤怒的盼望，“对不义的愤怒是很重要的。仇恨跟愤怒很不同，这份愤怒，我会keep住，也是我的动力。”
经历过愤怒的抗战现场，他虽在其中，政治立场也明确，但回到创作人的身分，他也有理性的远观，“我会访问身在其中很有情绪的手足，也会访问一些比较远距离的，学者甚至一些流亡的人、时事评论员，用客观的距离来看这一件事情。”
这是他处理《时代革命》的策略，哭过很多次、依然要有“有远有近的距离，理性与感性的平衡”。
马来西亚专场放映在即（所有场次已售罄），他希望观众忘掉导演，看看电影中讨论的文明与野蛮、诚实与谎话、是非黑白，从香港的境遇思考自己土地的境况。
“单纯的去看这部电影，也尝试不要有这么多的政治立场。这场运动给到我的，也如这部纪录片所说的，不是很多政见的讨论， 而是一种人性。这部电影有很多的人性，值得世界各地的人，去互相的交流、去共鸣。”
*煲底：意指香港金钟立法会综合大楼地下示威区，因建筑外观看起来像饭煲，所以港人称其正下方的示威区为煲底。
周冠威
1979年生于香港，电影导演、编剧。成名作为2015年以香港民主人权为主题的电影《十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中的短篇〈自焚者〉。作品《幻爱》曾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2021年7月，纪录片作品《时代革命》于法国坎城影展首映，后获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该片目前仍未能在香港公开发行或放映。配合《时代革命》全球放映计划，马来西亚主办方共举办8场放映会，多个场次开售不久即售罄。
《时代革命》马来西亚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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