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郑浩千∶要是有下辈子，我还想当画家
对一件事物有多热爱，才足以投身其中长达数十年？郑浩千从中学起便开始接触水墨画，来到古稀之年依然孜孜不倦地陶醉其中，不知不觉间大半辈子就这样沉浸在水墨画创作的世界里。
他走遍世界各地，不断地寻找新创作题材，山水、花卉、人物、鸟兽等都是他的素材，传统中带有新意。要是有下辈子，他期盼还能当上画家，延续他这一生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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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郑浩千的画室，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着满满书籍的书架，坐在古色古香木椅上，他拿起了茶具，泡起了茶，在浓郁茶香的围绕下，以温文的语气开始述说他跟水墨画之间的故事。
郑浩千从中学起就喜欢画画，当时他一边在学校里学水彩，一边在校外师从当代汉传佛教大师竺摩长老研习水墨画。竺摩法师是以诗书画著称的才子高僧，因此除了水墨画，他也从竺摩法师身上学习书法和诗的创作，是他书画征途的启蒙老师。
后来，他想到台湾升学，并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奈何父亲以家庭经济能力不允许劝阻，竺摩法师获悉后，便协助他筹备个人画展，就这样在1969年，他举办了首个个人画展。
“父母并不赞成我念艺术，所以他们一直提醒我，念完先修班后，不要选美术，我只好答应他们，不过心里却想，去台湾不学艺术也太可惜了吧！于是把画画工具都带在身边。到台湾升学后，父亲跟我通信时，仍提醒我不要选艺术，为了不违背父亲的意思，到最后我没有选修艺术。”
当时在老师介绍下，他去拜访了外交官叶公超，在看过他的画展资料后，叶公超给予的建议是，既然他已有作画基础，加上他是侨生通晓英文，倒不如研习外交系，再利用课余时间拜师精进画画技能。
他听取了叶公超的建议，还以第一志愿考进政治大学外交系，就这样他一边修读外交系，一边旁听中文系的课，以及找老师学画画、书法和纂刻。
为了毕业后能完成环游世界的目标，他都会趁着寒暑假到处开画展，在大学毕业那一年，还在台湾省立博物馆 （现为台湾博物馆）举办展览，展出作品接近百幅。
原本他打算毕业后，申请到英国林肯律师学院深造，顺道到伦敦国际艺术中心举行个展，但之后因为当地政策修改的问题，导致部分学分无法豁免，所以他放弃了升学，专心地举办画展，从此踏上艺术之路。
与学长合作成立中央艺术学院
1978年，郑浩千到沙巴办画展，担任巴华中学董事的大学校友因学校聘请不到美术老师，便询问他是否感兴趣，“那时我已经到过不少地方，走得有点累，加上想安定下来成立家庭，就这样在那里任教了两年。”
基于感觉自己那两年仿佛与世隔绝，于是他结束了平静的教学生涯，也在太太支持下，展开环游世界之旅，考察美术、摄影、写生，并于各大城市举行个人画展。他从新加坡开始起航，到印尼、澳洲、大溪地、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等，再从纽约绕欧洲回来，花了一年多在旅程上。
“当时就单凭一股兴趣踏上旅程，老师都鼓励我，应该趁年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更增加了我的勇气，这趟环球之旅让我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从中吸收经验，打开眼界。”
完成环球之旅回国后，他定居于砂拉越古晋，伙同两位曾经留台的同学一起从事室内设计工作，并维持了两年多，直到他在一次晚宴上遇见大学学长饶仁毅，提议他来吉隆坡发展，两人一拍即合下，决定成立艺术学院。
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成立后，他便出任院长一职，不过之后基于金融风暴，导致学校难以经营下去，他与同事曾一起办画展替学校筹款，仍旧难以维持，只好引进财力较雄厚的新董事来支持。
“新董事的办校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求收生要有底线，他们却不赞同这样的办学方法，所以后来我选择隐退，因为跟我的意愿不符，以后学院培育出来的学生难保有水准。”
卸下院长身分后，他曾有两年担任吉隆坡大都会美术馆馆长，后来他决定把时间保留给自己创作，而在卸下院长职位前一年，他又开始陆续应邀到各地开办展览，至今举办过的个人展览超过140次。
学艺路上曾获不少良师不吝指导
郑浩千曾师事竺摩长老、吴公虎、赵少昂、梁寒操、刘太希、易君左、张寿平等，在他的艺术生涯中，遇见不少良师，艺术之路走起来并没有过于艰难。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并不是聪明的人，却遇到好老师，这些老师不单肯教导和鼓励我，还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认识，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老师，可能他们认为，难得有海外华侨这么好学，于是愿意给予指导。”
有鉴于他的好几位老师，像竺摩法师和刘太希都精通于诗书画，受到他们的影响，他的创作倾向于文人画，而文人画要求需同时具备诗书画才称得上完美之作。
对他而言，诗书画中最困难的就属诗的创作，“刚开始学作诗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很难，甚至想过不再碰诗，因为作传统诗的话，要是搞不清楚平仄根本作不了诗，光是平仄就要花时间钻研。学会作诗后，还要求诗要有境界，所以老师一直鼓励我，要多读古人的诗、多进修和创作，这是学习的不二法门。”
作为书画家，最重要的工具莫过于毛笔和纸张，他说，每位书画家对毛笔和纸张的选择都有个人的偏好，需要通过经验的积累去找到合适自己的毛笔和纸张种类，而他本身有兼用不同的纸张和毛笔，从中探索不一样的趣味。
“比如说当我写行草，我喜欢用羊毫，因为墨会从一开始的饱满，到写了几个字或作画到一半后，慢慢地减少至快要干枯的状态，就会呈现出枯涩的力量，而且灰白色调也带有苍老的感觉。”
对郑浩千来说，全面的书画家不只要懂得作画，还需同时具备写书法和创作诗词的能力，“本地也有不少人学水墨画，但大部分人学到一定基础后，进度便停滞不前，书画家要走得深且远，必须要了解水墨画的历史和人文精神。”
他之所以认为书画家也要有创作诗词的能力是因为，“试想想一个展览中，每个人在画中都提唐诗宋词，这样展览的趣味性和画作的创造性还会高吗？”
另一点就是印章，他提醒，就算不懂得篆刻，也要会欣赏优秀的篆刻，而不是随便到旅游景点买印章回来，就盖在画作上，“一幅完美的作品需兼具诗书画印。”
踏入古稀之年，郑浩千从年轻累积到现今的作品多达数千幅，连他本身也记不清作品确实的数量，“有些作品画好了还没装裱；有的当时保留了起来，过了几年回看时，觉得不满意，便淘汰了；有些作品还欠缺着诗句。”
近年来，他有一些国内外的展览都基于疫情，而被迫取消或展延，包括他原本计划举办的回顾展，他希望疫情消散后，还有机会再办。
曾有人询问他，要是有来生，他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还是做回画家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会尽量完成愿望，但在我这一生还没来得及表达或执行的遗愿，期盼来世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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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提起Jimmy Choo周仰杰，许多人脑海里会自动为他加上一个前缀：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履设计师，这亦是很多对时尚一无所知的人们认识他的开始。
在那个年代，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穷小子在欧美人垄断的时尚圈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占有一席之地，其经历堪称励志又热血。
在拿督周仰杰博士的“鞋履设计师”生涯里，哪一双鞋的意义最为重大？哪一双鞋最刻骨铭心？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周仰杰于1948年出生在槟城的乔治市，上有一名姐姐，双亲均是中国广东省梅县南来的客家人，因此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得知在座的几人都是客家人，他短暂地从华语模式切换到客家话频道，用客家话与我们寒暄问好。
虽已年届77岁，但仍精神抖擞，脑海里的过往种种亦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鲜活。
他在槟城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设计鞋子的工匠，当时的学徒什么都得学，包括鞋底、鞋面、设计、裁剪等等，一双鞋子的设计、制作到完工的每一道工序要了如指掌。
在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流水线，都是手工制鞋，家门口就是工作坊，客人们上门订鞋，然后他们就着手制作。
就如同家里做小买卖的人们一样，家中一人做生意，全家齐上阵，小小的周仰杰也要帮忙。
他回忆，那时没有手机，电视机也是黑白色，信号时好时坏，除了听“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也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后就看父亲、师傅怎么做鞋子。
周仰杰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对制作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放弃收入不错的餐厅工作选择鞋厂
尽管当时人们对“做鞋佬”抱有偏见，粗鲁、没文化、烟酒不离手更是时人对鞋匠的刻板印象，可是父母依然支持他的选择，送他到英国伦敦的考得维纳技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隶属伦敦时尚学院）深造。
父亲给他150英镑缴交第一年的学费，之后就开始他半工读，每天只吃20便士（pence）蛋炒饭的留学生活。
他曾在中餐馆打工，在面对大厨不友善的粗鲁对待，他保持真诚的态度，勤快地工作，甚至愿意付出超出工作范围的努力。
“（比如）周五、周六打工，他们下午休息外出、赌博、打麻将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整理房间、清洗枕头，打扫干净了，又到楼下帮忙看顾餐馆。”
“我不是吃亏也不是傻，因为我觉得我在外国，又不是很多朋友，我需要努力让他们知道我是诚恳、真心地学习，所以他们才会疼我嘛。”
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最终让他赢得老板的重视，想要擢升他为餐馆经理之时，然而他毅然放弃每周70至80英镑的收入，选择每周40英镑的鞋厂工作。
在那时候，一周的房租不过9英镑，他甚至还有余钱能寄回家给母亲，但于他而言，虽然餐馆工资高，却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鞋厂才是心之向往的梦想起始点。
“因为我觉得做人，如果你开心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累的，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前途，你就会觉得累了。”
“在鞋厂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做鞋子。”他笑道，“如果我在餐馆做，就不是现在的Jimmy Choo了。”
给戴安娜王妃的鞋 ——永远送不出的礼物
1986年，他在伦敦东区开设第一家店，起初无人问津，他甚至制作一双5英镑的平价凉鞋摆地摊，直到1988年时尚杂志Vogue一连8篇的大篇幅报道他设计制作的玫瑰鞋，“Jimmy Choo”声名鹊起响遍时尚界，尔后因缘巧合下与戴安娜王妃结缘。
起初，他接到为戴妃制鞋的邀约时，仍有些忐忑，不确定能否得到她的青睐，于是抱着尝试心态，询问鞋号和衣服的颜色后，设计了一双红色的矮跟鞋。
戴安娜王妃是当时的时尚Icon，又是媒体宠儿，就在周仰杰将鞋子送出去的第二天，戴妃穿着他的鞋子出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上，自此周仰杰也成为她的御用鞋履设计师。
“你的爸爸妈妈、家人是否安好？”是每次戴安娜与他见面时的开场白。
他记忆中的她和蔼、善良、优雅，毫无架子。犹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随队入宫觐见，素面朝天的戴妃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为他们准备许多咖啡、饼干点心；而从第二次开始，周仰杰便独自一人前往拜会，戴妃都会屏退左右，充分展现对他的信任。
他打开两个行李箱，让她挑选鞋子；她会展示她的服装，两人会一同商讨服装、鞋子和场合的搭配，确认订单后，她还会帮他提着包，陪他走到车子停放处。
“你想像一位王妃，拿着你的包包送你上车，很少公主／王妃会这么做。”
只是，这段缘分在1997年8月31日戛然而止。戴安娜为了避开媒体的跟拍，在法国车祸逝世，得年36岁。
他一听闻戴妃的死讯，感到不可置信，立即打开电视看新闻确认真假。
“全英国都好像静了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很伤心。”
“她的生日在7月，才刚过生日不久，我原本准备好一双鞋子，要带着女儿到肯辛顿宫送给她的。”
结果命运难料，这双鞋永远送不出去了。
“后来宫里有问我要不要将鞋子送过去，我说不要紧，我留作纪念。”
分量最重的“狗仔鞋”
虽然他曾为许多名人制鞋，手工技艺随着经验的累积愈发精细，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双鞋，始终是11岁那年，他亲手制作送给母亲作为生日贺礼，并由母亲命名的“狗仔鞋”。
“狗仔”又是何意？
原来是父母遵循坊间“贱名好养活”的说法，故为他取昵称“狗仔”。
“小时候我和朋友玩，我爸喊我吃饭，都是狗仔、狗仔地叫，我都叫他别这么喊我。”
如今他早已成为众人“仰”望的人“杰”，来自长辈的美好祝愿终于实现。
跨界尝试 开辟新战场
2001年周仰杰离开Jimmy Choo公司后，全心的在Jimmy Choo Couture，专注于做高级订制鞋；2017年，他不仅他推出同名品牌Zhou Yang Jie的鞋履，同时跨足服装界，也成为婚纱、晚礼服品牌The Atelier的创意总监。
制鞋和婚纱、晚礼服的赛道又有何不同？为何会从鞋履跨界到服装？
“在伦敦，三十多年来我是做私人定制婚鞋的，每次都会问客户的婚纱款式和设计，我就配合婚纱设计婚鞋。久而久之，我就对婚纱设计有灵感了。”
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于他而言，鞋子和衣服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剪裁、钉珠等等，两者差异并不大，因此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赛道转换，而是团队的磨合。
“不过你要找到很好的工匠做礼服，有时候一件礼服就要花费6个月来完成。”
他强调，“团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相互理解，让他们明白我的创意和想法，这样才能高效运作。”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不仅还要参与服装设计，还要统筹整场服装秀，挑选秀导、模特儿、化妆师、确认服装搭配、观察走秀效果、甚至灯光、舞台高度等细节。
“50至60多个模特儿，你得让她们试穿衣服，试走，看看她们的笑容、发型，是否与设计相符合？”
“灯光和舞台的高度等等，都要用心去了解和关注。不过也要相信助理，我无法一人顾及全部的。”
此外，他于2021年踏足教育界，创办JCA伦敦时尚学院，从鞋履设计、婚纱和晚礼服再到教育领域，接下来还打算进军家具设计，其跨度不可谓不大。
他并未因为早已名成利就，便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反而一直开辟新的战场，勇于尝新，展现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
（原稿上传于24/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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