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强／老街文化复兴的力量

1990年代之后，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主政下，马来西亚主要都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为了推动快速的经济成长，政府积极投资基础建设，以吉隆坡为例，将都市中旧政府建筑、铁路局仓库等等变更土地，转化为高密度官联公司（Government Link Companies）办公大楼建筑。2009年之后，第六任首相纳吉（Najib Razak）宣布大吉隆坡发展计划（The Greater KL Plan），以一系列捷运建设为由，将可以运用的土地资源串联起来，包括大面积官舍土地、旧监狱、公园等等，以官联公司为工具，联合外围财团，将公有土地逐渐转化为私有土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角色与财团混合，城市迅速出现高密度办公大楼、酒店及高级公寓。都市内的土地价格飙涨，到了国人无法负担的水平，政府转向招揽外资，包括国家级企业及民间投资等。而这些投资者往往只重视经济效益以及短期报酬，对都市的永续发展、人文景观保存及生态保育等毫无兴趣。

为了对抗这股强大的发展洪流，民间出现了一些个人与团体，主张永续经营及保存都市的文化，强调以创新手法为都市注入丰富的人文活动，同时以都市更新、都市再生等名义，让一些老旧社区得以永续经营。相对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维，强调永续经营的人们通常会关注到城市里比较细微脆弱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往往是形成都市文化内涵最重要的元素，也能进一步转化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兴的经济动力。

有别于日本、新加坡、中国及台湾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政府所展现的积极态度，马来西亚政府尤其文化部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比较像是将其视为观光旅游的宣传品，而非提升城市生活素质的重要元素，这点可以从吉隆坡发生几次重大文化遗产保存事件，如歌梨城剧院（Coliseum Theatre）、蔡正木故居（Chua Cheng Bok Mansion）、半山芭监狱（Pudu Jail），以及吉隆坡旧市区的茨厂街（Petaling Street）及苏丹街（Sultan Street）等等。

民间撑起老街保存运动

相较于政府的文化保存政策，民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与期待。早在2000年左右，吉隆坡旧市区便有文化企业团体，以保存茨厂街文化为由进驻老街，包括紫藤文化空间（Purple cane Cultural Space）、流行音乐摇篮—激荡工作坊（Muzikita）、海螺餐厅（Halo Café）等等，兴起一股老街文化复兴浪潮。

到了2012年，当政府宣布以捷运公司名义征收吉隆坡旧市区苏丹街34项土地与产业，民间团体随即展开跨组织联盟会议，由非政府团体、社会运动分子、文化及艺术工作者等发起保存运动，推动长达两年的抗争。这次运动虽然无法改变捷运路线穿越老街的命运，但成功阻止了民间产业被征收。整个保存运动过程乃是透过文化及艺术介入的创新手法，例如举办街头艺术活动、游街。这些积极投入街头运动的青年组织团体后来进驻老街，包括Lostgens’当代艺术空间（Lostgen’s Contemporary Art Space）、乡音馆（Petaling Street Heritage House）、无头体（Moutou）等在老街区进行文化建设。这些前卫创新组织将老街的文化内涵，转化为新兴的推动力，透过活动及新式空间经营，吸引青年回流到旧街区，为都市的文化建设扎根。

这些性质不同但拥有共同愿景及目标的团体，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协议成为联盟，相较于传统及大型文化机构团体，这种弹性的组织更加机动，在没有制式的工作文化包袱下，针对不同挑战能够快速有效的应变。

在马来西亚，城市的老街区保存运动犹如年轻人对文化认知及身分认同的另类学习场所。而这种由街头兴起的文化保存运动后来逐渐扩展到学术单位、专业团体，乃至于商业团体及一些政府相关组织也逐渐涉入其中，形成一种特殊、由下而上的文化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