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强／城乡发展差异
根据独立初期的人口调查，马来半岛人口约为650万人，其中73.4%人口居住在乡区，马来人占60.2%，华人28%，10.5%印度人及其他族群。这些在城市以外的人口过着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而原住民方面则在森林里过着半游牧生活，靠原始农耕、打猎及捕鱼为生。至于东马方面，砂拉越在1963年的人口总数约为80万人，其中80%居住在内陆乡下地区，主要分布在各主要河流附近土地。由于东马大部分的土地为自然森林，使得内陆地区开发相对于马来半岛更加困难。沙巴在加入马来西亚前，属于英属特许公司管辖。在20世纪初，英国人引进华人及爪哇人到沙巴各地种植橡胶业，因而开发了一些城镇。在二战之后，一部分华人选择长期居留，成为沙巴最大的外来人口，原住民则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
由于乡区土地没有巨大经济价值，在殖民时代被选择忽略，基础建设包括交通、医疗、教育及经济发展等一直停滞不前。直到殖民时代结束之初，马来亚第一项5年国家发展计划（1956-1960）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仓促推行，主要目标是要消除马来亚共产党，次要目标则是保护城市地区以免受到共产游击活动影响，对乡村建设方面少有着墨，遂引发乡区人们的不满，尤其以马来人为主，进而产生族群政治的论述，例如英殖民统治期间，政府过度注重产业城镇发展，而城市居民以华人为主，最终形成华人在整体经济条件下优于其他种族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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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发展乡村
为了缓和这方面的问题，马来亚独立后不久，新政府在1959年推出的第二次5年发展计划中成立国家及乡村发展部，由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兼任部长。该部门在各州政府中委任州发展官员，并在13州各别成立乡村发展委员会。在县方面各委任一名乡村发展官，并协助辅导各村成立村委员会。部门主要任务乃推动乡区基本设施的发展，包括造桥、提升道路、建校、医疗设施、礼堂、清真寺等等。最初乡村发展委员会的模式，乃依循殖民时期的战争行动室方式，在县级的乡村发展部会议室布置一张大地图，包括一些显示当时状况的图表，如人事布局、行动策略图表等。
有别于城市规划的前瞻概念，乡村发展仅关注基础设施，初期的任务主要在于兴建，后期则以维护为主。由于在独立初期，政府各部门行政官员推行“马来亚化”（Malayanization），殖民时期的英国官员逐一被马来亚人取代。然而，大部分新任官员缺乏专业知识，在行政条理方面也只是维持着殖民时期已建立好的系统。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乡村的管理工作仅仅是按照上级命令去执行，对于各乡区的需求则使用统一模式。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学校、礼堂、道路及桥梁设计、警察局、卫生所等等，按中央政府公共工程部所提供的设计蓝图兴建。
后来，为了更有效贴近及解决各乡区的不同需求，政府推出以县为单位的乡村规划指南，由于该书封面为红色，因此亦称为“红皮书”（Red Book），针对县内乡村规定、如何设立县级乡村发展委员会、乡村规划原则及次序、如何提呈计划，包括预算、责任权属等等。这是一项去中心化的计划，政府在乡村发展策略上，以各县的乡村发展部为执行单位，由下而上，将行政经费交于县级甚至村级发展部去执行。
新经济政策消灭种族经济差异
到了1969年513事件发生之后，由副首相敦拉萨组织全国行动委员会（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接管政府，以便控制社会秩序。当时官方对513事年的发生归咎于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能力差异，遂在197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y Policy），以消灭种族的经济及政治差异为口号，扶助土著为由，从乡村发展部的议程扩大到中央政府各部门，成立大大小小的相关机构乃至官联公司等等，目的在于改善土著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简单将人民分为土著（Bumiputra）及非土著（Non-Bumiputra）两大族群。所谓土著，即马来人及马来半岛、砂拉越及沙巴原住民；而非土著则为其他具有国民身分但不属于土著族群者，包括华人、印度人、锡克族、欧亚裔等。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国家重要政策的拟定无可避免以族群利益的角度来分配及衡量，而非以乡镇发展落差的角度来处理。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20年时间（1971-1990）加速发展乡区，以便处理乡区贫穷及乡镇贫富不均问题，是社会资源重组的重大工程。在新经济政策的乡村发展项目下有3个主要计划，包括新土地开发、区域发展计划及即有土地开发3个部分。然而，进入1980年代，政党内部以及政党之间的斗争激化，许多机构的人事安排乃以政治委任方式，将行政工作委任予政党各层级干部。随着巫统在80年代壮大成为国阵支配政党，部门公务员，以及乡村委员会委任官员及村长等，大部分被巫统垄断。甚至在党内形成恶性竞争，在过度政治化下未能完善解决城乡发展以及贫富差距问题，迄今仍为人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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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物对国家愿景的表达方式，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当人们在参观默迪卡118大楼时，俯看底下的默迪卡体育场及国家体育馆，应该能够体会到独立初期至今，国家建设与理念的深刻转变与历史痕迹。
1956年5月2日，国家独立前一年，国父东姑（Tunku Abdul Rahman）与时任马来亚奥林匹克参议会主席麦当劳（E.M. McDonald）攀登上吉隆坡精武体育会的塔楼，眺望东南边的加冕公园（Coronation Park），并决定在此兴建默迪卡体育场，供国家宣示独立庆典之用。
面对过去作为纪念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的开放公园，东姑随后委托公共工程局史坦利‧裘斯（Stanley Jewkes，1913-2011）建设运动场。史坦利出生于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抵达马来亚，在北霹雳吉辇（Klian）及吉罗（Keroh）任职于工程局。战争时曾加入马来亚自愿军队成为陆军中尉，后来战争时随军撤退至印度。战后，裘斯回到马来亚，参与铁路修复工作，尔后重回公共工程局，独立前被东姑招揽，成为独立后各项重大建设的主要负责人。
裘斯受委之后，开始着手设计默迪卡体育场，大部分绘图工作都是在晚餐后的餐桌上进行，东姑要求他在国家宣布独立前夕，即1957年8月30日，将运动场建造完成。最终裘斯不负所托，运动场在独立前夕举行完工典礼，隔天即成为国家宣布独立的场地。当天，运动场的座席上人头攒动，人民随着东姑宣示的七声默迪卡，成为国家独立最经典的画面，以及全民共有的集体记忆。
市民心目中的东姑公园
默迪卡体育场完成之后，东姑与裘斯有着共同的愿望，即冀望将该运动场及外围地点做为吉隆坡最主要的市民广场、开放绿地，让国民及后代享受具有代表意义的开放空间。在独立日的前几天，政府宣布公共工程局将在默迪卡体育场的北侧兴建默迪卡纪念公园（Merdeka Park），整个兴建费用由社会及福利彩券机构捐出，筹备资金共达20万元。
最早有人建议以东姑的名字来命名该公园，表扬他对国家独立的贡献，这项提议被东姑拒绝，他建议改名为默迪卡（独立）公园，然而在公园完成之后，吉隆坡市民仍然习惯以东姑公园（Tunku Park）来称呼。
默迪卡公园同样由裘斯设计，分为主要公园及儿童公园两处，园里设有休闲设施，如音乐亭、贩卖亭、日晷等等。这些设施成为当时市民休闲的主要去处，许多青少年男女便是在此交游结识。貌似蘑菇的亭子，也经常被民众用来做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在许多老吉隆坡市民的回忆当中，此“冬菇”（东姑）亭可以算是整个纪念公园里最鲜明的地标。
1990年代，政府无意愿保留体育场及公园，因此公园的所有设施逐一拆除。由于默迪卡体育场长期失修及低使用率，长期闲置下成为都市的失落空间。到了90年代末，政府将该地出售予发展商，该公司原计划将默迪卡体育场及国家体育馆拆除，改建为耗资一亿元的商业及娱乐休闲中心。
然而，上世纪末金融风暴，意外将两栋建筑保留下来。2000年国民投资公司（Permodalan Nasional Bhd，简称PNB）以3亿令吉，相等于每方尺220令吉，从原有发展商手中购回土地，同时宣布将保留默迪卡体育场及国家体育馆，纪念国家独立。至于当初东姑希望能做为都市开放空间的默迪卡公园，则将转为商业用土地。
仿照东姑身影的默迪卡118大楼
2010年，时任首相纳吉宣布在默迪卡公园土地上兴建百层大楼，称为默迪卡118大楼（Menara Merdeka 118），连同周边土地的建设将耗资50亿令吉，引发了广大的争议。大楼设计由澳洲默尔本建筑师事务所Fender Katsalidis（负责），本地RSP KL建筑师事务所配合。2015年开始，由韩国三星建设公司兴建、历时9年，2024年1月10日由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主持开幕。
建筑师对媒体说明，该建筑外观设计是模仿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独立日当天，站在默迪卡体育场上，右手举起，激呼默迪卡的样子。从远处看来，这栋被玻璃惟幕墙包裹，菱角分明，突出几何折线的时髦外观建筑，形象上的确有几分东姑的样子，尤其在建筑顶楼设有高160公尺、重达933吨的天线，象征东姑高举的手臂。由于东姑手臂加持，建筑总高度达678.9公尺，超越上海塔（632公尺），成为世界第二高建筑，仅次于都拜的哈里发塔（Burj Khalifa）。
相较于独立时期的建筑理想，东姑借由一系列现代化工程，包括默迪卡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会大厦、梳邦机场等等，用简洁、理性且现代化的建筑设计语汇，来表达政府在独立后，跟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追求现代性，消除阶级特征的愿景。如今半个世纪后，在首都中心位置耸立起一栋仿照东姑身影造形的世界第二高建筑，追求建筑潮流乃至于政治正确的迎合。
对比之下，两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物对国家愿景的表达方式，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当人们在参观默迪卡118大楼时，俯看底下的默迪卡体育场及国家体育馆，应该能够体会到独立初期至今，国家建设与理念的深刻转变与历史痕迹。
延伸阅读： 张集强／后默迪卡时代的建筑思潮 张集强／默迪卡建筑 张集强／走过百年历史的都市计划 张集强／吉隆坡100年前的街屋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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