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强／新村申遗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马来西亚分会在2020年成立新村工作小组，经过两年多时间收集新村资料以及初步调查后，日前在北赖召开专家小组会议，邀请曾经担任世界遗产评委的卢光裕建筑师、文化部遗产局代表等一同参与，初步探讨新村申遗的可能。

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学者及研究人员，探讨几个不同类型的新村，将新村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按照世遗文化遗产6个登录标准来评估，新村确实具备了申遗的条件，其中包括：

（1）新村乃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与共产主义国家对抗下的产物，英国殖民政府透过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在马来半岛成立450个左右的新村，以阻隔共产主义在民间继续渗透，在该计划下强制迁移的人口达到五十多万，堪称世界级的政治迫迁行动，见证人类历史重要时代之建筑聚落。

（2）新村建筑型态同时具备了热带建筑特征以及传统华人建筑特征，加上聚落的规划设计按照田园城市规划原则，因此呈现多元文化复合的形式，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圈，以及见证了人类不同文化的价值交流。

（3）受新村计划影响的人口以华人居多，因此间接促成在马来西亚形成以华人为主的半城乡居住型态，许多华人传统文化如社群关系、宗教信仰、民俗节庆等等无形文化被保留下来，一些小型新村保留单一籍贯文化，而较大型的具有多元籍贯特征。这些文化传统习俗未经过文化革命的洗礼，也未因快速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价值取代，因此更显得珍贵。

申遗前路困难重重

然而，若要达成申遗的目标，除了满足基本条件，在申遗的工作当中，另一个更重要的事项便是提出完善的世界遗产管理计划。在这一方面必须要由不同团体，包括官方及非官方结合起来，仔细研究并探讨新村后续的发展以及制定周详的管理计划。以马来西亚目前的政治氛围，人民普遍的族群与政治意识的情况来看，新村申遗的前路仍然困难重重。

众所周知，当新村在1950年代设立初时，政府将其设定为暂时措施，因此并没有长远的发展概念。到了国家独立后的几次发展计划中被忽略，华社在1960年代争取将新村纳入乡村发展部不果，加上1969年513事件族群关系渐行渐远，到1970年代后新村事务被纳入马华公会部长掌权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门，成为部门的附属业务。

在马华公会的争取及协助下，在1970-80年代，一些新村的基本设施得到提升，然而碍于部门层级管理，加上政府对于新村长期未来发展的态度一直不明确，因此新村拨款较难达到全面以及制度化，迄今为止，全国的新村仍然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则。

简单来说，新村申遗将面对几个棘手的问题，包括：（一）新村的管理因各州的行政（包括）政治的条件不一，对提出一套适用于大部分新村的管理办法，有其困难度；（二）新村的完整跟原貌，经过多年的改变，需要透过更积极的文化古迹保存策略来给予“补强”；（三）新村申遗牵涉到众人的利益，尤其所带来的影响，必须耗费很长时间来教育宣导，这一方面需要借助国家机器以便达到广泛的效益，以马来西亚目前的政治状态来说，这是不容易达成的目标。

专家工作小组只能探讨可行性，真正要参与一起工作的是利益关系者，无论如何，从长远的角度看来，新村若能申遗，对国家的历史以及文化保存是有重大的意义，而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是，这将是一场由下而上策动的文化保存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