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虹.打工皇帝的年代吗？

人力资源到底去哪儿了？其中原因是马币弱，外劳有更多选择不想进来，大马人又被高外汇率诱出去，远的不说，大马雇主联合会估计有90万大马人跨越长堤赚新币，留在大马的就做电商当小贩，驾Grab或送餐，可以满足大马职场的人力大为减少。

打工仔如今真的是做皇帝吗？其实未必，想像一下，在缺乏人手的工作环境下，还留在职场的人员其实工作量加重了，例如餐馆里一位应待生要服务6个顾客，不但要有三头六臂，可能连吃饭上厕所都是速战速决。

争取调高最低基薪也是因为百物腾涨把小市民压得透不过气，调整幅度充其量是减轻通胀负担，还不能让他们过好日子。粗略观察一些劳力行业提供的薪金，也只是在最低薪金的下端徘徊，无法吸引人填补工作。

其实不只是大马，全球各国都面对后疫情时代劳动力出现天翻地覆改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移民减少之后，以劳力为导向的经济领域闹工人荒，而大马的建筑业、农业或制造业都是人力密集的行业，却要和其他欧美国家抢人，自然力不从心。

经过疫情的冲击之后，一些人改变三观，家庭与工作的优先次序对调，他们要追求更平衡和有素质的生活，愿意减少工作，花更多时间在家里，员工除了在乎薪水，也会把公司的福利与文化考虑在内，这些都是雇主必须面对的实现，它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雇主与其苦苦等待外劳填补空缺，不如也设法融入改变。在外国，就算是修补道路、收集垃圾或者收成农作物的，不只有优厚待遇，还有先进设备和机械化来辅助，不只是事半功倍，也能渐渐摆脱3D（肮脏、危险、困难）的工作性质，当任何行业都可以变成专业时，就会增加它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