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瑾.历史的珍贵遗产：南洋大学倡建的启示 ——为纪念陈六使逝世 50 周年而作

倾财兴学是历史珍贵典范

陈六使与陈嘉庚关系非常密切，童年在家乡集美陈嘉庚创办的小学读了几年书，南来新加坡先在陈嘉庚的公司工作多年后再创立自己的树胶事业，并在陈嘉庚的引领下成为华社领袖。陈六使深受陈嘉庚“救国救乡救校”意愿和“毁家兴学”精神的感召，一方面长期资助陈嘉庚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另一方面亲率新马华人自办大学。新马华人办学精神自19世纪初以来持久不衰，并在陈嘉庚和陈六使二人身上高度体现。如此倾财兴学的人物，是新马任何发展阶段都需要的，是历史珍贵的典范。

不过，陈六使1950年的呼唤并没有引起华人社会的关注，办学声音于是沉寂了将近两年四个月。直到1953年1月18日，陈六使的倡议再度见报。他于1月16日在福建会馆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表达了“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完成吾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的热望。这次的倡议竟获得巨大反响，回应声浪此起彼落。事隔两年多再倡议办校，陈六使的解释是“二年前余已提出此议，不幸胶厂被人放火焚毁，不然，则可实现。” 而1953年二度倡议获得华社积极反应，主要原因是1951年9月新马与中国的关系断裂，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又拖延开办，致使华校陷入高中生升学无门和师资来源断绝的困境；与此同时，1951年韩战刺激树胶价格暴涨，促进工商业发展，增强了华人自办大学的经济能力。

1953年陈六使办学的呼吁得到新马华人各阶层的热烈响应，中文报章反应迅速，1月至2月，《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兴日报》即发表了28篇支持的社论。许多团体与个人也纷纷表态，有些还直接致函陈六使，社团领袖如霹雳客属公会正副会长钟森与胡曰皆允诺 “首先各乐捐五万元，以为响应示范。”（1953年1月18日函）；富商如胡文虎表示“感于建校大业端赖群策群力，未敢后人，拟以文虎个人及故弟文豹名义，各捐建学生宿舍一座”（1954年1月15日函）；劳工如新加坡三轮车工友同业会主席庄庆水则称 “去年（1953年）虽尽一华一元之义，从此不能默默无声，……兹由本会发函通告全体工友，谨订本年4月20日为义踏之日”（1954年3月22日函）。

二度倡议获得新马各地华人社团、商会、总商会、教育界、政治人物、富商和工友等的热切回应，而劳动阶级和一般群众的支持则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陈六使对此深有体会，1954年3月22日在福建会馆致词时便说：“彼等捐输为数虽然不多，但人数声势之浩大，终使反对者销声匿迹” 。陈六使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壮大景观，为世人津津乐道。华人各阶层怀抱共同理想，为子弟教育、为文化传承、为社会建设，出钱出力，交织成一幅激荡人心的经典画面，南大精神于焉而生。

“那种勇于开拓、百折不饶的南大精神，值得后人追忆、景仰和学习”（李显龙总理2005年8月29日在南洋理工大学举行建校5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华语演讲）。

登高一呼万山响应

然而，陈六使所谓的“声势浩大”是实况，“反对者销声匿迹”则不然。陈六使再度倡议后，反对声音即刻铺天盖地袭来。一些受英文教育者认为创办华文大学将分散马来亚大学的财源和影响种族的团结，质疑师生的来源和毕业生的出路。许多马来族群的政党和知识分子则以破坏种族和谐、将马来亚中国化为由，质疑倡议者对马来族群的尊重和对马来亚的忠诚。殖民地政府更不欢迎华人自办大学，因为这不符合英国创办大学的标准，也担心华文大学成为共产党的温床。

陈六使面对接踵而来的反对议论，除了进行辩论和解说，也作出调适和进取。为了消除各方的疑虑，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华文大学的宗旨和目的。譬如他在1953年5月1日宣布的南洋大学三大宗旨之中，第一是协助当地政府，提高当地文化水准，第三即南洋大学不仅收容华侨子弟，各民族子弟入学亦深表欢迎。又如他在1953年5月6日的记者会上说：“余愿事先声明，凡是应聘南洋大学为教职工役者须无政治色彩，且于服务南大期间，不得作任何政治活动。而欲进入南洋大学求深造之学生亦然，必须专心于学术之研究，吸收有用之知识，贡献于社会人群。” 为了消除反对者的疑虑，华文大学的名称一而再地更动。1950年9月9日陈六使首度倡议时提出：“余希望华侨在马来亚能办一中国大学……逾十年而马来亚犹无中国大学，则为落伍。”两年多后，即1953年1月16日，他说：“吾人欲使马华永远存在，必须自行创立马华大学，容纳每年在华校毕业之学生。”从此“马华大学”一词在他的演讲里和媒体中反复出现。直到1953年2月20日他给各当选筹委的信中，告知：“筹委会亦经召开首次会议，结果决定将大学正式命名为‘南洋大学’” 。大学校名从去“中国”到去“马华”，再到选择“南洋”的变化，也折射了新马华人本土化的进程，从华侨转为华人的同时，决心与他族在本土上建设共同的家园。爱乡是爱国的第一步，而新马华人这第一步脚印，也嵌入云南园（校友对南大的昵称）土壤之中。

在冷战初期东南亚反共反华的政治氛围里，意识形态、种族矛盾、语群分歧等相互纠结，使华人创办大学之路寸步难移。然而，陈六使坚持自己的理想，在民众的支持下，克服了一道道难关，自办大学的计划，很快就从倡议进入实践阶段。仅1953年，已完成许多重要事项，包括选址、命名、 注册、建筑图样、动土典礼等。

1954年10月，南大迎来了第一任校长林语堂，校史转入另一篇章。

为贫穷子弟开启深造之门

南大成功创办，为许许多多贫寒子弟开启了深造之门。这是陈六使想做的事，他说过：“就余个人之见解，将来之南大应是平民化之大学，一切收费力求减低，而尽量收容一般学子” （1954年2月25日在福建会馆的讲话）。南大创办之后，培养了大批“一般学子”，为新马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各领域急需的人才。李显龙总理在南大举行建校50周年纪念仪式上，称赞南大毕业生在各自领域“为国家社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向所有参与建校的人士和团体致以万二分的谢意”。诚然，陈六使创办大学，给新兴国家遗留了一份厚重的礼物。

南大生永远感谢陈六使，永远铭记南大精神。在南大生心目中，陈六使已成为献身教育的典范人物，南大精神则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图腾。10年前，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即联合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联合早报》，举办大型公开纪念活动—— “传承文化、作育英才：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500多名出席者几乎是全天全程参与。当时，新马华文报和本地英文报、马来文报、淡米尔文报热心报道，中心的网站收集了30多篇纸媒上相关的新闻、言论和感想。

而今，热闹场景似已转移至彼岸。夜深人静，耳闻窗外虫声，不禁想起朱自清在〈荷塘夜色〉下的叹息：“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作者是南洋大学第11届毕业生；本文获新加坡《联合早报》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