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残雪 | 搞文学就必须耐得住寂寞

残雪：离开湖南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体的缘故，有了好身体才能更好地创作。回想起来，一点犹豫和矛盾都没有。大概我这种人，就是为创作而生的，对我来说，不能工作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当时刘恒邀请我参加北京市作家协会，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很难适应新的单位和人际关系。那时我脑子里只有工作的念头。所以我就在北京大干起来了，基本上同外界没有联系。我每天去小月河边跑步，跑完回来就写。

晋瑜：来到北京，工作和住房是怎么解决的？您对北京的印象如何？
残雪：一般来说，我对任何地方的第一印象都很抽象，这是由我的个性决定的。我只记得来的那天下着小雪，天灰蒙蒙的，但并不让人感到冷。我们住进新楼房后更是觉得超级舒适：因为这可是真正的暖气啊，房间里有十七八度啊。这房子是我们自己买的商品房（那时北京还没限购）。既然我坚决不愿意转到任何单位（我属湖南作协），自然就没有人会来帮我解决住房。我们为此早就做了准备——一直努力攒钱。

晋瑜：刚到北京时生活和创作如何？有无困难或压力？
残雪：在北京生活实在是太方便了，完全没有困难和压力。我想这大概同我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关。我们过的完全是退休者的生活。如果还要为了生存奋斗，那就没这么舒服了。总之，北京的干燥气候给我带来了健康的恢复，和愉悦的好心情。我极少去街上逛，每天埋头工作。我丈夫则打理家务。我们的生活一直很有音乐节奏，也不乏小市民的情趣。

晋瑜：到北京17年，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和在湖南时
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进步？从风格和内容上都可以充分
谈谈。如果请您打比方，北京和湖南，您如何作比？

残雪：我这17年里作品很多，几乎每天都在写。来北京之后
我的创作再也没出现过任何瓶颈现象，越写越广阔，收不了场了，自己都觉得是奇迹。我除了写小说，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目前除了小说，我还在写一本纯哲学书《物质的崛起》。起码还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谈到我的小说创作的变化，或者说湖南阶段与北京阶段的不
同，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内在的。我48岁来北京，这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是最为成熟、丰产的年龄。我除了1988年写过一个长篇外，后面6个长篇都是在北京写的。长篇展示了我的世界的盛大的场面，其深度也非同一般。而且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具有一种特殊的定力，这种定力让我能得心应手地、垂直地开辟自己的疆域。这种能力的发挥是否同北京这个地方的风土有关？我不知道。如果要我形容我的创作，我也许可以说，湖南阶段是探索的阶段；北京阶段是建构的阶段。目前我正在建构我的理想乌托邦，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像人们过节一样快乐。

晋瑜：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次迁徙？对于创作来说有何利弊？会一直在北京呆下去吗？
残雪：俗语说“树挪死，人挪活”，这特别有道理。人的肉体需要刺激，感官上的刺激越多，灵魂中的变化就越大。对于我这种创造型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北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灵感，但都是比较抽象的影响。我不能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

这个古老的城市确实盛产灵感。下一步我打算移居昆明。昆明
的大益普洱茶集团办了一个大益文学院，那里聚焦了一批人，以“大家”杂志原主编陈鹏为首。董事长吴远之先生是我最钦佩的人。我感到这个文学院充满了活力。我已经荣幸地被文学院聘为签约作家了。我现在开始憧憬昆明了，处理完一些私人事务之后我就要去昆明了。

晋瑜：再谈谈您目前的创作吧？您是“墙内开花墙外红”的作家，作品在国外很有影响，不知近年来获得哪些奖项？为何在国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您认为是哪些原因？

残雪：我仍然在写长篇，是那种比较深奥的题材。前不久，由优秀的英文翻译凯伦和陈泽平翻译的我的长篇小说《边疆》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一片叫好声。据我自己的不完全统计，包括“纽约客”等许多有影响的媒体，一共刊登了二十来篇评论、访谈和选载。连我自己都没料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翻译的质量是决定性的因素，评论者们认为他们的译文“透明”，“诗意”，有雕塑感，就像经典童话的意境。大部分评论者自己也是作家。这是自我的长篇《最后的情人》和《五香街》在美国和英国得以获奖和获奖提名以后在美、英两国第二次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我认为我的作品在国内还是得到了应得的关注的，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这从我每年都要在国内出版四五本以上的书就可以看出来。网络上也有议论。残雪迷还是有一定的人数的，我的那些书都是他们买走了。年轻人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思想比较开放一点。国内文坛比较传统保守，很多人看不惯残雪和她的作品，当然就不会主动宣传我。不过这样也好，我得到了安静，可以潜心创作。而且同那些处在喧哗中的作家比，我相信我的潜在的影响更大。我用不着批评家来评论我，读者自然而然会去找我的书，挡也挡不住。比如我的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礼物》，从2015年出版以来，还没有一篇专业的评论在媒体上刊登过，但照样卖得还不错。谈到这部作品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挚友、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龚曙光先生，我一直认为他具有一流的文学品位。

晋瑜：您的作品在国外受到欢迎，翻译的渠道有哪些？是译者主动和您联系吗？您又如何看待目前很多部分的“走出去”项目？这种主动走出去和被动的翻译，有何区别？

残雪：我的作品的翻译大部分是残雪作品的研究者，专家，他们的中文和外文水平都很高。比如日本的近藤直子，倾其一生研究和翻译残雪作品，还在东京成立了“残雪研究会”。近藤直子的去世（2015年）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损失。

再比如美国的凯伦和陈泽平，以及安娜莉丝，他们都是极为优
秀的翻译家，多少年都难遇到一位的。而且他们都是全才，是
因为特别喜欢残雪作品才找到我的。我相信我同我的这些翻译
们都会是终生好朋友，我们之间一直有频繁的文学上的交流。

我只懂一种外文，就是英文。我的英语翻译们每出版一部作品
前都会将译文交给我阅读，让我提意见。我很感激他们。至今
为止我已出版了9部英文著作，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
礼物》也正在美国签合同，这都是这些一流翻译们的功劳。

我不想评价“走出去”的项目。我认为，一位翻译必须像恋人一样爱上一部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将作品翻译好。而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我等待了三十几年，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搞文学就必须耐得住寂寞。

（转载自2017年《中华读书报》，残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