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家务移工组织顾问纳斯丽卡(Nasrikah Sarah)/没有人的梦想是当kakak。我们是工人,也有人权
纳斯丽卡(Nasrikah Sarah)是马来西亚印尼家务移工组织(Persatuan Pekerja Rumah Tangga Indonesian Migran, PERTIMIG)的顾问。访谈当然少不了家务移工的悲歌,然后喊话“我们也是工人,也有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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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么猜想的,雇主读到这兴许就想划走或翻页了。花钱请人来工作不是天经地义的咩?包吃包住还要求多多?(诶,还真的不是呢。)
但纳斯丽卡说,活跃组织的成员多半和雇主关系良好,在同个家庭服务10年以上。“移工充权(empowered)后不代表和雇主关系会变差,相反地,服务质量还会提升呢。”她说得坚定又自信,似乎想说服更多人相信那个理想状态是可以实现的。
初见纳斯丽卡,她身材娇小,没有华丽衣裳、涂脂抹粉,是个刻板印象中家务移工的模样。其实我曾在人群中忽略过她,要不是她前来打招呼,还真没发现呢。可她说起话来,又是那么地与众不同,用“性别平等”“人权”“隐私”来解释移工与雇主的关系所面对的问题。
我见过那种自信的样貌,很多不同领域的倡议者、行动者在推动某种理想时,流露出的眼神、谈吐都是那么坚定。她笑说,其实第一次以组织代表的身分在对外会议上发言,声音抖得很,就像手在发抖。而我不禁惭愧,我的惊讶不就建立刻板印象所致的反转吗?
遭遇不公平,展开移工权益争取之路
那是充权前后的转变,纳斯丽卡其实也走了好几年。从一开始意识到不公平,带着疑问找寻答案,进而认识到移工的权益,了解当中结构问题。过程中她不只增进知识,也增进信心,把这种意识传递给更多伙伴,再一起努力争取权益。那是从内往外建立自己价值,再影响他人的过程。
“没有人的梦想是当家务移工的吧……”纳斯丽卡反问。她小时候曾想过当讲师,可那个时候家乡有很多推力把她们推出去。经济状况不好,很多出国当移工的邻居把钱寄回来,纷纷买摩托车、盖房子,一副很成功的样子。她其实不知道她们在外国到底过着什么生活,就跟着出国讨一个成功的梦。
变现的是创伤,就像纠缠她至今的噩梦。“创伤”(trauma),又是一个在我刻板印象中移工应该不会用的字。“直到现在,我还会做噩梦,梦见做什么都错,一直被骂,更何况是他们……”
二十多年前,纳斯丽卡初到马来西亚,第一份工作和两名菲律宾移工共事。她的薪水只有350令吉,同事却有两倍;每逢星期天,菲律宾同事可以放假外出,她不能,还得完成她们剩下的工作。她想出门,但雇主不允许,连开斋节也一样。若要买东西,她只能请朋友代买。她知道不公平,但没人能解答,争取又无效,不愿也只能接受。
因缘际会,她参与了在马印尼移工组织Serantau Malaysia。2014年,她随组织探望一名坠楼受重伤的建筑移工。那是一间闷热的房间,伤者是无证件移工,受伤两三个月了,没有获得良好治疗,臀部都烂了。他想要回乡,这头又被同样来自印尼的代理从中剥削牟利。除了可怜,纳斯丽卡还感受到当中的不公义。
刚过去的7月份,纳斯丽卡又参与营救了一名印尼家务移工。她被雇主囚禁整整18年,被虐待到体重只剩30公斤。
“我跟你说个挺好笑的事,可是其实它一点都不好笑。”纳斯丽卡说,那名移工有次突然抱着她边哭诉,边展示手机上耶稣和玛丽亚的画像。原来,她是一名虔诚基督教徒,以为一定是自己罪孽深重,耶稣和玛丽亚才会显形。
18年,她被雇主硬生生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根本不知道已经发明了智能手机这种玩意,也没有听过YouTube这种影音平台,可以在手机播放影片。她被囚禁,毫无音讯,远在印尼的家人都以为她死了,甚至已经报死注销国民身分。她错过世间变化,看到手机出现神像,第一时间却是怪罪自己。
我们照顾雇主的小孩,自己的小孩在家乡却无人照顾
2018年,纳斯丽卡协助成立印尼家务移工组织(PERTIMIG),成为顾问。星期天放假时,大伙聚集在吉隆坡一处活动室。她们办过缝纫课、化妆课、英文课,当然少不了教育移工的基本权益。
有次化妆课让她的心揪了一下。一名成员透露,那是她一生中第二次化妆,第一次是好几年前结婚时。家务移工与她们服务的家庭妇女无异,也会有想打扮的时候。她们照顾雇主的小孩,而自己的小孩在家乡无人照顾。
“其实,这是性别平等议题。”纳斯丽卡说,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把煮饭、照顾孩子理所当然视为女性的工作。如今,这些工作只是从一个女性转嫁到另一个女性身上。可那些明明是家务,是一个家庭内的男女应当分担的责任。
家务移工议题较其他劳工议题稍稍棘手的是,她们与雇主同住屋檐下,朝夕相处情感是会流动的。你一定听过,小孩交给移工照顾,感情要好,在外工作的母亲难免吃醋。纳斯丽卡也说,这种情况很难免,“所以一定要平衡主雇关系,如果陷入僵局,对雇主家庭也不好。”
所谓平衡是好好沟通,相互尊重。PERTIMIG中的活跃成员,不少服务同一个雇主超过10年。当雇主给予应有的权益,她们乐意好好服务,不会动不动就想逃跑或申请回国。纳斯丽卡举例,有个成员的雇主并不阻止她使用社交媒体,“她能够善用社交媒体,找到很多不错的食谱,煮好了雇主也很喜欢吃。”
鼓励成员用艺术发声
纳斯丽卡是行动者,也写诗。她说,移工不能示威游行,所以想用比较创意的方式发声,“艺术是比较温柔的方式。”她自认第一首诗,纯粹是倾吐心声(mencurahkan isi hati)。她也鼓励成员寄情于文字,收录在部落格“We are not slaves” (我们不是奴隶,https://wansid.wordpress.com/blog/)。
最近,她和本地艺术工作者Okui Lala合作导演纪录片《Rasa dan Asa》在自由电影节(Freedom Film Fest,9月11日)和东南亚短片电影节(SeaShorts Film Festival,9月24日)放映。
纪录片在2021年冠病疫情最严峻,再次实施行动管制期间拍摄。参与拍摄的PERTIMIG成员在摄制团队指导下,自己在家中用手机拍摄、打灯。她们毕竟是家务移工,每天下班已是晚上10时,摄制团队也配合着晚上与她们连线,常常拍摄到凌晨2时。疫情期间,他们通过线上会议软体Zoom,一起聚餐为彼此打气,一起上英文课,还召开会员大会遴选主席。
会员大会那一幕,候选人纷纷发表竞选宣言,要为家务移工争取什么福利、倡议什么权益……她们的人像并列网格,握拳喊口号,撼动了荧幕前的观众。那就是纳斯丽卡所说,充权后一张张变得有自信的脸庞。
后记:
kakak争取权益的同时,也可以和雇主维持友好关系
某次先生与家人讨论聘请家务移工事宜,他提醒母亲,要给予对方休息日,还请母亲换位思考,要是自己的孩子一周7天都在工作,肯定会累垮吧。我有点惊讶,他竟身体力行地把尊重移工权益的概念,尝试灌输予母亲。
访谈中我也告诉纳斯丽卡,不是不知道要尊重那些权益,可是我连家中父母、祖父母都说服不了,过去他们与kakak之间的关系我也处理不来啊。一旁与她合作的纪录片导演Okui Lala也分享,某个组员家里也想聘请家务移工,却怕得说不要不要,生怕主雇关系变调啊。
该怎么办呢?我想,所谓“充权”应是主雇双向的,权也不尽然意指权益。纪录片中充权的kakak认知且善用权益,懂得尊重雇主。我想像得到没有出现在片中,但签了知情同意书的雇主。他们一定是经过欢愉的讨论,最终同意kakak利用下班时间拍摄。纳斯丽卡说“移工充权后不代表和雇主关系会变差”,是得到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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