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大马人的看法是，这个国家的受封者太多了。这些受封者是否为他们获封的州属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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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必须一致。当雪州苏丹下令褫夺授予前首相纳吉的勋衔时，大马人发现，他们仍然不得不使用纳吉的头衔来称呼他。他可能已经失去了雪州的“拿督”和“拿督斯里”勋衔，但他仍然拥有许多其他州属的类似勋衔。
罗斯玛的情况也是如此。她的勋衔也被苏丹沙拉弗丁褫夺了，但和纳吉一样，她也在其他州属受封。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纳吉能够保留他的头衔，作为其配偶的罗斯玛也仍然有权使用“拿汀斯里”。
槟城也褫夺了纳吉的勋衔，该勋衔带有“拿督斯里乌达玛”（Datuk Seri Utama）的头衔。
而在殿下上周下令之前，在联邦法院最新裁决之前，森州早在2018年就已经褫夺了纳吉的拿督斯里乌达玛头衔。纳吉在2005年受封森州拿督斯里乌塔玛或SPNS。王宫还剥夺了2006年授予罗斯玛的端姑惹化效忠斯里勋衔（Darjah Seri Paduka Tuanku Ja’afar Yang Amat Terpuji，SPTJ）。
其他统治者是否会效仿森州和雪州的做法还有待观察，但看起来不太可能。
统治者会议或各州统治者需要规范有关被定罪的受封者的做法，以保护他们授予勋衔的神圣和价值。任何人都不应被视为因其身分而获得优待或考虑，而有些被褫夺勋衔的人可能犯了较轻的罪行。
褫夺勋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很大的抵触，因为没有人想让对方难堪或受到伤害，但统治者体制远比面子工程要大。
事实上，许多大马人的看法是，这个国家的受封者太多了。这些受封者是否为他们获封的州属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值得商榷。许多人太年轻了，不可能被称为拿督，说真的，这是对整个嘉奖制度的一种嘲弄。
据报道，一个由60名犯罪分子组成的私会党有着4名拿督和1名拿督斯里的底层政治人物。他们来自“360德温”党（Gang 360 Devan），然后，在其他被捕的22人中，还有臭名昭著的24党（Gang 24）的领导人——一名拿督斯里。这些帮派领导人的勋衔是否有被褫夺仍是个谜。
雪州是一个例外。首先，众所周知，苏丹沙拉弗丁在授予勋衔时是有选择性的。他的年度授勋名单很短，而且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游说来获得这些勋衔。
雪州宪法规定，每年最多只能授予40个拿督勋衔。大多数情况下，受封拿督勋衔者远远少于这个数字。
殿下还列出了其他严格的条件——包括最低年龄为45岁——才能受封该州属的拿督勋衔，并限制受封者人数，以保护该勋衔的形象和尊严。
在褫夺被定罪者的勋衔方面也不应该有双重标准，即使只是在初级法院。如果上诉庭推翻了他们的判决，勋衔还是可以归还给受封者。
记录显示，雪州至少有11名人士的勋衔遭到褫夺，另有3人被暂时褫夺。其中包括2006年已故大亨丹斯里谢英福，随着他在柏华嘉钢铁有限公司丑闻中被判有罪后。
前雪州州务大臣莫哈末基尔也在2015年被裁定犯下贪污罪后，他的雪兰莪皇冠勋章（Keahlian Darjah Kebesaran Seri Paduka Mahkota Selangor，SPMS）遭到撤销和褫夺，而该勋衔带有拿督斯里的头衔。
殿下也在2014年褫夺公正党主席安华，由已故苏丹沙拉胡丁阿都阿兹沙所册封的SSSA（Seri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勋衔。这个带有拿督斯里头衔的勋衔是在1992年授予安华，当时他是副首相。
宣布褫夺勋衔的文告声称，安华被褫夺的理由是因为“多次质疑苏丹在处理雪州州务大臣危机时的诚信，以及质疑与伊斯兰有关的其他课题”。这起事件是在臭名昭著的“加影行动”之后发生的，时任州务大臣，即已故卡立被赶下台，由阿兹敏取代，他目前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砂拉越著名商人已故陈伯勤，在2011年宣布破产后也被雪州苏丹褫夺拿督勋衔。有趣的是，敦马哈迪及其夫人敦茜蒂哈斯玛在2017年选择主动归还他们的勋衔。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先发制人的举动，因为他们预计自己的勋衔会被褫夺。当时马哈迪发表了贬低武吉斯（Bugis）族群的言论并激怒了陛下。雪州王室理事会也呼吁对马哈迪的煽动进行调查。
对领导力的最大考验——包括王室成员——是如何做出困难但必要和公正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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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鼓譟、極化的政壇，我們不需要政治強人，而是更多如敦阿都拉般的“君子”——以德為政，以靜制動，以退為進。政治可以不需要喧嘩，領導力不靠權術與口舌，而是靠風骨、涵養與智慧。
我国第5任首相敦阿都拉周一晚间去世，享年85岁。
前卫生部长，阿都拉女婿凯里在社交媒体贴文证实此讯，阿都拉已于星期二在国家清真寺英雄墓园安葬。
据国家心脏中心文告，阿都拉是于星期天（13日）凌晨因呼吸困难送院，之后转入心脏加护病房。经院方全力抢救，但没能挽回；离世时，亲人陪伴在侧。
2003年10月31日，第4任首相马哈迪辞职，由阿都拉接过领导棒子，在2003年至2009年间担任我国第5任首相。
值得尊敬的政治领袖
阿都拉是一位亲民的领袖，国人大多亲切的称他为“Pak Lah”（伯拉）。他在2004年首次带领国阵出战大选，在当时219个国会议席中赢得198席，为国阵创下最好的选举成绩。
不过，随着时移世易，民心思变，在野阵营崛起；加上马哈迪因任内多项政策遭推翻而频频对Pak Lah开炮，导致国阵在2008年大选时，在222个国席中只拿下140席。阿都拉在2009年4月2日黯然下台，同时为2018年的改朝换代埋下伏笔。
阿都拉卸任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首相安华说，阿都拉是一位有伟大灵魂的政治家，“在令人恐惧和窒息的政治动乱中，是一股镇定的力量。”安华对阿都拉的逝世感到悲痛，并感激他对国家的服务及领导。
在5年多首相任内，阿都拉主动改善马哈迪任内日趋紧张的马新关系。阿都拉上任3个月就访问新加坡，他向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建议，马新可以加强关系，重整利于双边的课题，当时一些棘手课题包括，水供课题、白礁主权之争、弯桥取代新柔长堤以及《马来亚铁道公司在新加坡土地发展协议要点》课题等。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在社交媒体贴文悼念阿都拉，并赞扬对方为新马关系奠定了牢固基础。黄总理指出，阿都拉担任首相的6年里，为大马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领袖，提高了东盟在国际上的地位。”
回顾阿都拉担任首相的6年岁月，许多人或许只留下“温和”、“无为”甚至“软弱”的印象，但深入评估其政绩、风格与历史角色之后，我们会发现，阿都拉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守成型改革者”。领导风格不张扬，深具东方式君子风范；在政坛日益浮躁的今日，敦阿都拉式的从容与克制，或许更值得后人借鉴。
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
阿都拉继承的是马哈迪22年强人政治的余波。在马哈迪第一次下台后，大马社会需要更温和、理性、非对抗性的治国风格。阿都拉正好符合标准。
阿都拉当年施政主轴包括：
其一，反贪污局转型成为反贪污委员会、推行政府采购透明化、强调问责。
其二，推动农业现代化、高科技发展，试图将大马从工业经济转型为知识经济。
其三，“文明伊斯兰”（Islam Hadhari）：主张以现代化与文明对接的方式诠释伊斯兰，强调容忍与进步，反对激进主义。
其四，媒体自由与司法独立：相较前朝，他在任期间媒体监督空间稍为放宽，亦未对新闻界进行大规模打压，司法独立亦有象征性修复。
大马司法委员会（SPK）第一任主席敦查基说，司法委员会于2009年，阿都拉担任首相期间成立，旨在确保法官任命程序更加规范。他说：“司法委员会成立后，法官候选人名单需经过筛选。这表明在处理司法事务时，阿都拉希望展现法官任命完全独立、基于绩效而非政治考量。”该委员会成立后，首相的法官任命决定需依据委员会的建议完成。
功成身退的典范与君子政治
与前任马哈迪或继任者纳吉相比，敦阿都拉在卸任后展现出超然的政治克制。他未对新政府指指点点，也没有试图从幕后操控政局。他回归平民，专注于学术与宗教事务，仅偶尔在国家事务上提出理性意见，未参与党争或煽动情绪。
在大马政治人物中，这种“真正退休”的态度是罕见的。他的沉静与退让成为高尚的政治伦理典范。
当纳吉因1MDB丑闻声誉扫地，马哈迪卷土重来，阿都拉依然保持沉默，不落井下石，也不为昔日战友背书。他的沉默本身就是具智慧的克制。
阿都拉出生于宗教学者家庭，自幼受到儒雅与虔诚的影响。他为人谦恭、讲话温和、行事谨慎，从政风格也如其性格——不张扬、不对抗、不情绪化。
他信仰“以德服人”的政治哲学。他提倡的“文明伊斯兰”亦反映出他追求温和中庸，文明对话的世界观。
即使在面对党内权斗、外界批评、改革阻力之时，他也不曾口不择言的攻击政敌。他不是没有意志，而是坚持“柔能克刚”的儒家智慧。他以“慢”致胜、以“让”顾全局，这在大马政坛极为难得。
阿都拉虽非“雄主”，但无疑是一位值得效法的“善政者”。他的施政表现也许平平，但其人格风范却可为后人镜鉴：包括政治克制、温和包容、廉洁操守。在政坛风气日益极化的今天，这种以德为本的领导风格，或许才是引领国家走向稳定与包容的力量。
敦阿都拉或许不是我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首相，但他为国家政治文化树立了一种“沉静中的力量”典范。他的温和改革、为人处世之道、卸任后谨守本分的态度，正是当前政坛政治人物应该学习的。
敦阿都拉，其人虽已远去，但他所代表的一种政治风格，值得后继者深思、珍视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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