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康拉德把我送到南洋以后
老舍在二战前两度到访新加坡。今天我们通过他的“新加坡经验”，对战前华人社会的一景一物仍可略窥一斑。我们也许好奇，作家所勾勒的昔日光景会是一条怎样的时光隧道？或者当时的一趟南方之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又为他注入了哪些创作资源？
1966年，老舍投水北京旧城墙外的太平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终年67岁。老舍之死，无疑是个时代悲剧。很难想像，他前半生写下《小坡的生日》时的趣味横生，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起伏，才转化成《骆驼祥子》、《四代同堂》里的深沉力量。
ADVERTISEMENT
“27岁，我到英国去。假设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这是老舍自剖的写作历程。五四运动延烧着那个时代的青年作家内心，小说家都在寻找写出好作品的途径。到了英国的老舍，昼夜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小说，狄更斯、莫泊桑，尤其是波兰籍的英国作家康拉德对他影响最深。他采纳有系统的阅读方法：搜集第一流英法小说家的代表作，至少阅读每一名作家的一本名著。自此，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的老舍，已“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甚至为了康拉德，来到南洋一睹热带丛林的风采。
老舍这样说过：“康拉德在把我送到南洋以前，我已经想从这位诗人偷学一些招数。”《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都是老舍抵达南洋以前的小说，《二马》尤其看到写作技巧上的转变，康拉德的倒叙法，还有他对人性被文明吞噬后的“虚无”／空虚（Nothing），在老舍早期的小说显然易见。
然而，《小坡的生日》一直是老舍自诩为满意的作品。如果不是本土学人王润华老师《老舍小说新论》一书给读者解谜，也许至今大家还认为这仅是一本儿童小说，无法深入了解其中的奥妙与寓意。
老舍到南洋最大的企图心，不完全是寻找小说材料，他更大的动机其实是探究中国人往海外开疆辟土的贡献和踪迹。《小坡的生日》之所以以“十五六岁的小人儿”视角来观视新马社会的发展，乃是老舍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时遇到的儿童着实让他惊讶。“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老舍把中学程度的东方小孩说得比英国大学生来得优秀，当中是否夸大其词，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康拉德把老舍引渡到南洋以后，开启了他的民族自信，原来弱国子民所受到的屈辱和歧视，却因为华人在海外建国而深感骄傲。
1929年，老舍在新加坡红灯码头（今日称哥列码头，路名Collyer Quay）上岸，人力车先把他带到俗称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据王润华老师考证）的商务印书馆，码头那边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地各民族正进行买卖，热闹异常，后来铺就成《小坡的生日》的场景。为了寻找小说材料，或更准确地说，为了一反最崇拜作家康拉德的白人主角论，老舍决意把东方人放到热带的主舞台上，成为大自然的征服者／胜利者。
小说中的小坡是广东人，他的父亲讨厌福建人、上海人，父亲一旦不在，小坡就把各籍贯的朋友找来玩，包括了印度人和马来人（就是故意没有白人），哥哥一看到小坡跟他们玩就跑去跟父亲告状，小坡就淘气地说：“我们一块儿玩的时候，我叫他们全变成中国人，还不行吗？”
宗亲观念在战前仍然很重，老舍的民族本位主义亦彰显无遗，他把南洋华人和其他各族聚合一起，甚至看到了新加坡土生土长华人孩童的光明前景，他当时已断言，“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那些从祖国走向他乡安家立命的华人，绝对是最具勇气，最优秀的。“我以小人儿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他坐着那么破的船也敢冲锋破浪往海外去……”
二战之前，老舍早已预见，这些最小最小的南洋人儿，不仅没有被热带丛林所吞噬，反而在这边扎了根，长成树。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 船票送郁达夫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琼瑶南大探父陈致平
热门话题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