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年代开始，舛谷锐只身一人走进马华文学作品的热带雨林世界，透过文字摸索这片独特的南洋风景。那个时候，日本学术界风气是以研究中国文学为主，尤其侧重在左翼文学。相对地，马华文学是处于边缘，鲜少人问津。
舛谷锐原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却在一个偶然机缘下接触到马华文学，自此便乐此不疲，沉浸在马华文学研究当中。他笑说，自己可能是日本当年唯一一位研究马华作家作品的学者。数十年下来，他与很多马华文坛作家成为老朋友，除了投入学术研究，他还翻译了不少马华作品，帮忙推广马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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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马华文学的缘分是越来越深，已经无法离开马华文学研究了。”
在大学时期，我曾研究过马华作家黄锦树作品。这位文坛前辈曾在1992年发表了〈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一文，试图厘清马华文学的定位和发展。惟，这篇文在马华文坛无意间引起论争和笔战。当时留日的马华作家禤素莱撰写了一篇文〈开庭审讯〉，并刊登在《星洲日报·星云》版。这篇文章是描写日本东南亚史学会关东例会的情景，而舛谷锐的名字就出现在文章里面。
“很多人看到了舛谷锐这个名字，以为是禤素莱杜撰的角色，殊不知是活生生的一位日本学者。”他满脸笑容地说道。那一场例会，他至今印象深刻。舛谷锐当年是硕士生，正向一众日本学者讲述马华文学发展史和发表研究成果。在这场40分钟的发表会上，他饱受煎熬，陷入了舌战群雄的局面。日本学者纷纷质疑马华文学合法性。当中有人认为马华文学是在马来西亚发展的中国文学；有些则指出，既然不能用马来文创作，怎能冠上“马来西亚”这4字。
这一切与刻板观念有关，那个年代的日本学者认为马来西亚是以马来人为本位，华人则是从中国迁移过来的族裔。“我（当时）讲的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历史，他们却听成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历史。我是不认同他们的想法，禤素莱更加不会接受这种说法。”
当然，毕竟马华文学还未进入全球华文文学研究范畴里面。他坦言，要是讲到中国古典文学，日本学者就不会感到陌生冷僻，因为已有很多研究文献可参考。“现在黄锦树说马华文学是无国籍文学。不过，我的想法是，马华文学还是马来西亚的文学。”
与马华文学邂逅
舛谷锐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全因为他在早稻田大学修读本科时，选择中文为必修的第二外语。“那个时候的华文课本内容有共产党意识，你在日本找到的（中文）课本都是这样。”他称，自己最初不是专研马华文学，而是在大学第二文学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你要知道）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太多，个个都很优秀，我肯定要找出一条新出路，寻找新的创见和研究方向。”说完，他不禁笑了出来。
正当翻阅文献资料时，突然找到了东洋大学老教授今冨正巳的论文，里头就有提到“马华文学”这个词汇。他看到了以后两眼发亮，经过多次阅读思考，深深觉得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题目。他便大量翻阅和消化对方的论文，然后撰写马华文学研究计划，想要转换研究跑道。
当时，他征询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授能否指导，无奈对方却不感兴趣。他决定转校，拜在今冨正巳门下，专攻马华文学作品研究。在转校之前，中国恰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他庆幸地说，如果继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起事件很大可能会耽搁研究进度，因为无法进入中国做田野调查和购买书籍。
成为今冨正巳的学生后，他一样也得面对文献资料匮乏的难题，“最大的问题是资料太少了，在东京神保町旧书街所售卖的书籍大多数是中国文学书籍，还有少量的港台作品，马华文学作品完全找不到啊！”
60年代早有日学者赴槟城田野调查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原来60年代已有日本学者研究马华文学，但他们不是文本分析，而是从作品的政经文教角度切入，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他的导师今冨正巳所撰写的文章也鲜少触及作家作品。
舛谷锐打开PPT文件，手指着笔电屏幕，当时有山口一郎、今堀诚二远赴槟城做田野调查，以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今堀诚二随后在1973年出版了《马来亚华侨社会》。同年，朝日新闻社《朝日Asia Review》则翻译了方修《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廊》的几篇文章。“你知道为什么（会翻译）吗？因为日本人关注新中国，而他们的理解是马华文学属于中国文艺革命的一环，无形中也注意到了马华文学。”
若谈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料，方修是一个不能绕开的人物。他是文学史家，开创了马华文学史料学术研究，而他所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更是学者研究马新文学的重要史料。但是，他没想到，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在70年代竟然有英译版。
1977年，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生田滋（前任国家图书馆东洋文库研究员）出版了《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alayan Chinese New Literature》。然而，生田滋选择翻译方修的初稿，而非修正的版本。舛谷锐说，当时生田滋认为这份初稿拼凑出潮州作家的文学史。对方通过地图，依照方修所提到的作家名字按图索骥，逐一找到作家来历，才发现大多数都是潮州籍作家。
方修还在生时，舛谷锐与他见过几次面，对方便曾和他提及此事。这份初稿最初集合了1962至1965年的作品，比较专注在潮州籍作家。尔后，方修有推出修正版，然而生田滋却选择初版翻译，因为对方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史料。“其实，方修本人并不很愿意（乐意），他有跟我提起这件事。”
马华藏书北漂到日本立教大学
为了协助舛谷锐解决索取第一手资料难题，早年来过新马两地的今冨正巳向他推荐了移居香港的马华作家忠扬。此后，忠扬又陆续引荐了几位新马作家，比如尤今、伍良之（《爝火》季刊主编）、甄供（已故）等人。舛谷锐非常有幸获得他们的赠书，他也开始在新加坡采购书籍，充实自己的马华文学资料库。
然而，前马大副教授吴天才的藏书才是让他“大开眼界”，汲取了很多珍贵的马华文学内容和知识。在一次偶然机会下，55岁的吴天才正好要退休，大马学术界人士和单位想要购买其藏书。在1998年，南方大学学院创立马华文学馆时，便向吴天才购买了一半藏书，大约3000册自40年代至1997年的马华文学书籍。这批书籍最后也成为“镇馆之宝”，当中不乏绝版书籍和珍贵古籍。另一半则由日本立教大学图书馆所购买。如此一来，这批书籍便“漂流”到日本，舛谷锐才有机会触碰更多马华书籍和亚细安文学作品。，舛谷锐才有机会触碰更多马华书籍和亚细安文学作品。
秉持看原稿和第一手资料
投入马华文学研究后，舛谷锐发现到一些学者没有看第一手资料，部分研究靠听说和主观见解。他认为，这样的研究显得不够严谨，而他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务必看原稿和第一手资料才好下笔。
“我们的立教大学图书馆是有部分马华文学书籍，却完全找不到第一手资料，比方说报纸和杂志，所以这些著书会存有一定的主观性。”他举例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里头就没有收入同志文学作品。“六七十年代（社会）还是很抗拒（同志文化），那时其实已经有同志文学了。马华作家许通元就曾写过这样的论文。”舛谷锐直言，正因为《马华新文学大系》也并非第一手资料，对此，他认为报纸和杂志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刊登的原文可以佐证和做学术研究，无奈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多年以前，舛谷锐开始把马华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版，希望有更多人认识马华作家作品。“我一个外国人，（遇到不懂的词汇）找词典都未必找到。那时我就喜欢跟作家聊天，跟对方建立关系之后才开始翻译对方的作品。”他解释，唯有相处之后，才能了解对方的生活背景和惯用词句，得以精准翻译出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活背景和惯用词句，得以精准翻译出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
“翻译了这么多，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李天葆的作品，他用的词汇很难被翻译成日文啊！”他毫不掩饰地笑道。（记者：那么老师，你有写作吗？）“没有没有。”他连忙挥手回答，盖因在日本，作家是一门专业，没有所谓的业余作家。
他说，日本学术圈很少会有人身兼作家角色。在他的年代，偶尔一些人会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刊登作品，或投稿到文学同人志的杂志。“他们会自己掏钱出书然后送给人。”现在管道太多，可以投稿到类似的网页。
“当然这些肯定和纯文学杂志不同，完全是两回事。”他说，日本每个月至少有4种纯文学的文学月刊，每一本都有两百多页。（记者：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投稿吗？）“不能，因为都是刊登由专业作家撰写的作品。”
后记：马华文学越来越丰富了！
在采访的尾声，舛谷锐突然想起，在跟随今冨正巳教授做研究时，对方曾给予劝诫。他不看好马华文学的发展，担心往后没有人继续研究，便建议舛谷锐同步进行马华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当年没有听从教授的话，反而坚持己见。他自豪地说，“如果我的老师今冨正巳还在的话，我会对他说，马华文学已经越来越丰富了！”
【简介】舛谷锐1964年在东京出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文学院硕士。他曾任联合国高等教育文化机构（UNESCO）专家、北京大学亚非所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与马来亚大学访问学者、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90年代一直专注研究马华文学作品和相关评论，他曾任日本立教大学副校长、图书馆副馆长和交流文化系副教授。早前以立教大学观光部交流文化学科教授的身分，担任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客座教授。
日本东京神保町保留了昭和时期的街景，还有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店舖。据神保町的官方网站，这里有130间旧书店，附近还有很多新颖的饮食店和咖啡馆，让人们购买书后，可以到附近的咖啡馆坐下来，享受闲暇的读书时光。（图：谷歌地图）
拥有“世界第一古书街”的东京神保町古书街每年10月会举办“旧书节”（神田古本まつり），是各地书迷前往朝圣和挖宝的地方。（图：取自jimbou_info官方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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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看父母醉心阅读，她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很甜，于是也跟着钻进方块字的世界，从此再也离不开。
新华作家尤今（75岁）共在马新中港台等地出版逾200本书籍；她写散文和小品，也写小说和游记，认真看待自己与文字的关系。
“我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绝对不种罂粟。”写作不只为了开花，开什么花很重要，花怎么开也很重要。“取材于现实的作品，才是泥土滋养出来的鲜花，带有阳光的香气，跟塑料花截然不同。”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黄冰冰
她并非不曾用文字捏出塑料花。
中四那年，尤今写出人生首篇小说〈凄风苦雨〉，投稿报章。刊登后，原以为父亲会给予赞赏，未想他却严肃训话，“父亲说，这是一篇全然失败的作品；他说得毫不留情，让我吓了一跳，很不开心。”
那篇小说写渔夫出海捕鱼，与大海艰险搏斗，渔夫妻子在家照顾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等候丈夫归来。父亲读了，诘问16岁的尤今：你有认识渔夫朋友吗？你有去渔夫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实况吗？你在下笔之前有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吗？尤今一遍遍摇头，“都没有，全凭想像。”
更小的时候，尤今曾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小坡的生日》阅读。作家老舍是中国人，书里却把马来孩子和印度孩子写得栩栩如生，“父亲问我为什么，我天真无邪回答，他靠想像力写的啊。爸爸说，不是的，”老舍曾在1929年旅居新加坡5个月，任教于华侨中学，“他观察，他体验，他生活，他收集资料，所以才能把印度人马来人写得活灵活现。”
真实，是创作的起点——这是父亲教会她的事。
“这句话我记了一生。闭门造车的书写，犹如塑料花，冰冷、虚假，没有生命力。”往后尤今从未停止写作，出版书籍无数，碰触的文体各异，“没有一部不是取材于现实。”
就像1995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主题围绕嗜毒与早恋课题，尤今没有闭门造车，而是亲身走入戒毒所，与吸毒者促膝长谈，“收集很多资料，我才敢动笔去写，将受访者的真实经验转化成小说的骨和肉。”
父亲还说过很多话，都让尤今铭记一生。
父亲的“自重”课
从小生于怡保，尤今4岁那年，父亲停止采矿，创办《迅报》，家里充斥各类书籍，母亲也在报章连载小说，“用比较形象的形容就是，家里每寸空气都有书香。”不写小说不排版的时候，父母总在看书，“脸上很沉醉的样子，我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是很甜的吧！”小小年纪的她也乐于捧起书来。两年后报社倒闭，她手里的书并没有就此放下来。
再长大一些，父亲带着全家人迁居新加坡。初时身在陌生境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在尤今眼里都成了鱼，嘴巴一张一合，吐出来的全是气泡。“怡保人多讲广东话，新加坡人则讲福建话，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有天发牢骚，尤今脱口而出：真希望自己也是福建人啊；向来慈和的父亲随即变了样，“眼神很凌厉，平时柔和的光芒没有了。他用严峻的口气说：如果你要听懂福建话，你可以去学，但你必须记得，你永永远远都是广东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8岁那一年，在大街上，父亲给她上了这堂名为“自重”的课。自重是不轻蔑自己的身分，自重也是要在心里安装自我监测器，把自己管好。
“自我监测器的另一个名词，叫做良知与良心。”后来成为教师、成为作家，更要懂得时刻监督自己。“我对读者负责，只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不种罂粟。”
什么文字是她口中的罂粟？
这要追溯到小学时期，学校附近有连环图出租摊子，很多同学租借来看，内容尽是色情暴力。这让尤今感觉不妥，从此立志只写有益身心的读物。当时11岁，她投稿的文章首次见报，题目为〈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抒发她的创作信念。往后虽然没有真的成为童话家，却也从未丢失行文里的某种明朗清澈。
将记者生涯磨出的能力用在写作上
她坚持在文字的土壤栽种向日葵，养分从生活汲取而来。
以记者身分跟尤今碰面，短暂寒暄后，曾在《南洋商报》任职7年的她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做过3份工作，最怀念的还是当记者。没有一项工作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每天接触不同的人，汲取不同的思想养分。”
问及难忘的采访经验，尤今想起三轮车夫围困报馆的那个傍晚。
“当时，新加坡很多三轮车夫，有的会在牛车水一带载人买菜，五毛一块这样赚；有的则专门在旅馆门口等游客，我听说他们收入很高。”为了探个究竟，尤今伪装游客乘搭装饰华美的三轮车。“我说要游新加坡，怎么算？哇真的很贵，70年代，我的薪水才700元，他游一趟半小时要30元。”短短半小时，尤今抓紧时间跟车夫谈天，拿到很多资料。
下车后，等不及赶回报馆，她先是冲到对街咖啡馆，趁记忆犹新将对话记录下来。报道刊出后，引起很大回响，“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下午5点，报馆外面人声沸腾，一群三轮车夫气势汹汹指明要见我，”收入明晃晃被摊开，税务可就麻烦了，“他们认为我在破坏他们的生计。”喧闹落幕后，她感慨，“当记者，最重要是能够揭露不为人知的社会现象，即使事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能因此退缩。”
记者这份职业，在她看来犹如磨刀石，磨锐一个人的思维、笔锋和眼力，“可以深入观察人性，日后对我塑造小说人物大有帮助。”
真实是一贯作风
7年后，她成了母亲，人生来到十字路口，“孩子只有一个童年，错失了我会很遗憾，”于是毅然辞掉工作时间不稳定的采访职业。这时，她忆起过去在图书馆任职管理员时，曾为一群资深教师讲课，教导他们如何为学校图书馆的书籍编排目录。“课程结束后，一名教师特地向我致谢，说我的讲解生动清晰，给我很大的鼓励。教学，是美好的分享，我很喜欢，所以后来想要改行时，我便选择教书。”
尤今执教鞭的岁月长达29年。这些年在课堂上教授华文，她有自己的心得。
“我的目标是让学生爱上华文，而不是为了考到A。”尤今希望自己的课堂充满笑声，因为在她眼里，语文课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科目，“它是让你去爱的。学习其他科目，它们会化为学识的一部分。但是，语言是流在血液里的，它是让你去爱，给你享受的，而文字懂得知恩图报，你平日善待它，当你要用它时，它便会跳出来，帮助你、报答你。”
2025年3月，尤今携着3本新书《播种未来》《爱的密码》《加减人生》亮相第19届海外华文书市，新书主题分别触及亲子教育、家庭幸福与处世之道，全是最近两三年在中国报章书写专栏文章的结集。当老师，她不爱在课堂上说教；当作家，她也不愿在纸页里摆出道学的面孔。
“我不爱谈生硬的理论，而是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向读者分享我的得意与失意，以及我对人生的种种思索、感悟和理念。希望通过一则则曾经感动我、启示我的小故事，和大家一起探讨在亲子教育、家庭关系和待人处世方面碰到的种种问题，绵里藏针，用蜜糖包裹黄莲，这是我一贯的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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