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诗人”廖伟棠的身分与认同
9月花踪，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华文世界的作家纷纷赴会。如此区分地域，在文学上有其意义——不同的社会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文字表现，形成不同风格。然而，地域一旦被政治化，势必产生不必要的意义，例如必须严正表述的“中国”港台艺人。
问远道而来的廖伟棠，“香港诗人”代表什么身分认同？他的身分和认同都是“诗人”；“香港”较像义气相挺的冠名举动，但不代表就把自己归列在出生地中国，或现居地台湾。他不是地方主义者，没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更是无政府主义者。
ADVERTISEMENT
他就是诗人，诗人捍卫的是语言，语言才是他的护照。
诗是我的神，我的世界因而更幸福、丰富
“我相信的神就是诗，诗就是我的神。”这位戴着画家帽的诗人说，“我的很多困境，精神上的挣扎痛苦，诗都会给我答案。”谈到诗，谈的是廖伟棠信仰、身分和认同，诗也帮他开创很多思维的可能。
他相信写诗，或成为任何一门艺术的纯熟运用者，会得到无上的快乐，不会觉得累、困难或痛苦。一如他写诗，不管发表与否，其实不会换来什么很大的现实利益，“可是写作的过程已经报偿了我为它付出的所有东西了。”
廖伟棠很满足自己是一个诗人，就算没有成名或出版诗集，也不曾觉得怀才不遇。“因为你写出来了就是一种‘遇’，不是非要现实认同才是一种‘遇’。”一位得奖连连的国际作家在花踪文学奖颁奖礼隔天说这番话，不免让人觉得“凡尔赛*”。（*注：网络用语，指低调地炫耀。）
他微微一笑，似乎自知说服力不足，却还是非常认真想要分享文学带给他的一切。“写诗和不写诗的你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个拥有文学的人跟一个普通人看的世界多么不同，“你已经很幸福了，因为你看到的世界更丰富，更缤纷。”
我是一个使用华语的诗人
冠在诗人前面的是地域“香港”。廖伟棠开门见山，很后来才说自己是“香港诗人”。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地球不应区分国家、政府，本来都不说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人或台湾人。“我只会说我是一个使用华语的诗人。”诗人的职责是捍卫他的语言，赋予生命力，语言才是他最重要的身分与认同。
2018年，廖伟棠与同是作家的太太曹疏影带着一对儿女移民台湾。2019年香港发生历时超过半年反修例运动，到2020年7月国安法终结。“但我已经离开了，我能跟她共患难的方式就是写作。”于是他开始自称“香港诗人”，觉得余生可能都会为香港写作。那感觉就是一个好朋友受难了，他想要站在旁边，是很朴素的情感。
提出身分认同、归属的问题，是因为一个人的认同通常建立于生活环境，但廖伟棠一生都在迁徙。1975年出生于广东，在珠海上中学，广州念大学，17岁移民香港，后来又到北京。差不多4年，他又忍不住回香港，再去意大利差不多待了一年。香港算是待得比较久的，直到2018年定居台湾。
还以为没有地方认同是因为隔绝环境影响，廖伟棠纠正是都接纳，每到一处就投入吸收。“我不会偏爱一个地方，但我会爱上所有我逗留过的地方，我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可爱之处。”
后来他才分享，受困扰的是女儿。访问前几天，女儿才打比喻探问，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出生在一个地方但很想要去另一个地方，那他应该爱这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廖伟棠停了一会还没回答，女儿便自白说的是自己。
“可以两个地方都爱的，而且你还不只可以爱这两个地方，你还可以爱更多地方，因为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廖伟棠这么回应6岁女孩儿的烦恼。不只他，太太出生哈尔滨，到过香港、意大利和台湾，也是迁徙人生。
人是否要有归属，落叶要归哪个根？廖伟棠说，目前没在想，或许某天遇到身分危机，或老了才会思考。“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将来可能回香港。我很早就说过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超过10年，也有可能去另一个地方。去日本？”
把心目中的乌托邦寄托在文学上
无政府主义对人民的素质要求非常高，廖伟棠也知道目前还是乌托邦。会确立这种政治理念，源于中学时期的1989年六四事件，他读了很多哲学和政治学书籍为思想找寻答案。他读俄罗斯的巴枯宁、法国的布朗基，还有新左派的书，吸取“自由”的成分。但他也知道思想主义描述得越完美，实践起来越可能发生错误。所以他在文学上实践，有时也参与社会运动。
再谈接纳，得说从小生长的广东。许多乡民下南洋讨生活后回来建房子，父亲又是长途水手，从小廖伟棠接触混杂广东和南洋的文化，学会兼容并包。阅读又让他开阔视野，例如读萧红，读北方的冰天雪地。
因为兼容，所以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异乡人排斥”。廖伟棠说起一些台湾人对香港人的不理解，例如自觉好心收留，自我优越有民主有选票。“我说不是没有，我们在争取，有为这个奋斗。”至于“中华胶”的绝对护强心态，对他更是起不了作用。
他接触每一个文化首先接触最优秀的事物，例如文学、艺术。至于任何文化都会遇到的差异，他也尝试碰撞一下，“反正没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伟大作品都不是在和谐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文学越被打压越蓬勃发展
刚过去的8月份，廖伟棠回港看看“好友”变得怎样。他看在眼里，留下来的人都想把香港努力做回以前那个美好的样子，尽可能争取空间，不要被小看。他想起中国的作家朋友，若他们在更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坚持，香港作家想必也能。
“因为文学的运行逻辑很不一样，跟经济什么是不太一样的，有时越是打压她会越蓬勃。”像是分析前方障碍，正面迎击那样，他理解不能畅所欲言，可能还会自我审查，“但这些都会成为你这个文学变得更强大的养分。”一个地区的文学经过历练而强壮，否则会像温室小花。所以有时他也提醒台湾朋友，不要以为解严、民主之后，反抗任务就完成了，“你觉得现在一切都很好了的话，你们的文学反而会慢慢单薄起来。”
听来，文学似乎背负沉重使命。廖伟棠说，这个使命不是自己去找的，要躲也躲不掉。比如现在香港的作家，能够风花雪月吗？不可能的，因为有好多东西必须要面对，或者就发生在身边。朋友一个个移民了，怎样面对？都是很沉重的东西，不是挡了一关就能躲起来。“使命这种东西不是自封的，不是一个人很有使命感他就能获得使命。”廖伟棠说，“使命真的是时代给予的。”
但他不想用“使命”这个词，他有想做的事，想让粤语文化透过诗让更多人接受，尤其让中国人能看到粤语的美，“这就是我的反攻，我个人的战斗。”他还写大量关于港台文化的评论，皆针对中国读者而写。他想让他们看到香港不是宣传中的样子，“而且香港本身很强大，不要以为是一种母子关系，可能反过来也说不定。”他抛出一个思考，香港文化发展这么久，又没有像文革一样的中断期，各方各面都很成熟，谁哺育谁还说不定？
相信人性，相信启蒙的力量
即便很多关键字在中国网络上被屏障，他依旧不急不徐地写。“读者会会心。”他说，中国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读者，编辑也站在作者这边，将内容想方设法“偷渡”进去。“被启蒙的一代也想中国变好而不是变愚昧的话，他们就会有这种自觉、不自觉地靠拢启蒙的努力。”
他视之为海外知识分子的责任，输入一些启蒙的内容，而他不会放弃努力。即便遇到很多小粉红攻击，他也不会因此觉得中国人都没救了。“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吧，我就接触过很多正常的中国人。”
就是好好的写，书写能够厘清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再来厘清其他人、族群甚至是相对的人对世界的认识。那也是一种理解，不是心灵鸡汤式的，而是一个人认识整个世界的结构后，才能诚实地说出来。
廖伟棠认为，这种“说出”的过程正是很多民族的必要过程，而华人近代史太惨烈，少了机会去整理自己的民族精神。“其实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喘息的时间，知识分子都会尝试去整理民族精神。”他说，民国初年或80年代都曾有过这种努力，只是很快就被其他事务打断，好比日本侵华、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之后的紧缩，都令很多机会错过了，所以中国才会这个样子。
廖伟棠相信人性，人性不用辩证，是人就能感受得到。他说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偷听邓丽君，因为人在唱人的情感，力量是无敌的，禁也禁不掉。“那种强劲地用意识形态去洗脑，也许硬逼着洗了，还是会回潮的，因为你就是个人，你不是机器人。”
因为相信人性，所以乐观。他连小粉红、五毛都觉得可以改造，因为他们就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也会谈恋爱，也会经历亲人死亡等等。“只要这些人类基本的东西没有毁灭，那人性的作品就会有它的力量存在。”
相关文章：
香港中文版《挪威的森林》翻译者叶蕙／最好的翻译，是在读的时候没有翻译腔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