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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

发布: 8:10am 28/11/2022

国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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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阵

马来票

甘德政

甘德政.新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挑战

甘德政

虽拿下大部分选票,但主要是靠90%以上的非土著票撑起来,而且已经发展到极限,议席数量也到了天花板。

安华领导下的新联合政府,掌握的比率不如在野的,成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最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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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族群,得到大多数马来人支持的政党才拥有无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巫统强势时掌控大多数的马来选票,但是自2008年政治大海啸以来就每况愈下。

2013年大选,巫统还有60%上下的马来票,爆发一马事件后崩跌至40%左右。

2018年大选伊斯兰党分散选票,加上马哈迪临门一脚,替希盟补上土团党的马来票,才让希盟凑够马来票入主布城,实现第一次政权轮替。

当时的数据显示,希盟的马来票略少于30%,伊党略多于30%,而巫统还维持在40%上下。

马来票比率过低,造成当时的希盟政府面对内忧外患,忙于安抚马来人不安的情绪,最后因“深层政府”的反扑导致内部分裂。2020年初喜来登事件后,土团党脱离希盟,带着约十多巴仙的马来票去了国盟。

2021年末的马六甲州选、2022年3月的柔佛州选,巫统靠着40%的马来票基本盘缔造大胜,让巫统主席误判形势大好,才急着解散国会来大选洗牌。

没想到这次大选开打后,巫统的马来人支持度急速下挫。简单地说,是巫统主席的蛮横霸道和一意孤行,导致马来选民集中选票惩罚巫统。

本来看似基本盘最弱的国盟,早前已在凝聚力量。在马来社群里,国盟营造出巫统才是弄倒马来政权的罪魁祸首氛围,而且巫统丑闻缠身,马来人普遍上认为国盟更为可靠,要教训巫统就投给国盟,没多少选票流向希盟。

大选投票日前夕公布的民调显示,巫统马来票从之前的40%崩盘至23-25%,这些选票大部分都去了国盟,事后看来的确有所根据。

粗略估算,国盟现有接近60%的马来票,几乎达到巫统强盛期所能掌控的马来票比率,而且这个势头还在增长中。国盟几乎没多少非土著票,不过也无阻他们缔造大胜,伊党的议席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成为我国第一大政党。

希盟虽拿下大部分选票,但主要是靠90%以上的非土著票撑起来,而且已经发展到极限,议席数量也到了天花板。至于靠仅剩的二十多巴仙马来票和一点非土著票来苟延残喘。

总体形势大概是这样,希盟加上国阵的马来票,大约40%上下。面对拥有近60%马来票的对手国盟,难免有点底气不足。

议席最多的伊党被逼在野,本来是惩罚巫统而投选国盟的选民,积怨会更大,也有可能转化为国盟铁票,国盟就可开始布局下届大选,凝聚更多马来票,歼灭国阵和希盟,一统江山。

安华领导下的希盟为首的联合政府,没有别的出路,唯有靠出色政绩,进行体制改革,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搞好经济,让更多马来中间选民回流;另一方面也要扶持已经弱势的巫统,成为阻挡伊斯兰化狂潮的一道屏障,不然下届大选就要和国阵一起打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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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20am 21/02/2025
拉温登.缅怀敦三美威鲁:一位聆听并采取行动的部长

现在是转变模式的时候了——公共服务的定义不是身分或头衔,而是服务人民的速度和诚意。

已故三美威鲁是大马政治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曾担任过20多年的工程部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国家智囊团任职期间,他经常在会议上认出我,并注意到我的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熟悉他的秘书团,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然而,我对他的钦佩并非源于任何政治倾向或个人崇拜──而是源于他对公共服务和响应力的执着追求。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就南北大道的一个问题发短信给他,本以为他会像许多政府官员那样迟迟不回复或打官腔。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一小时内就回复了我,说他会检查一下然后再回复。他言出必行,并在同一小时内亲自拨电告知我最新进展,一周后,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他的高效和负责任改变了我对领导层的看法。多年来,我曾多次向他投报问题,他没有一次不在两日内做出回应。

他的效率无与伦比,为当今许多当权者树立了一个无法遵守的标准。我深深怀念与他共事的日子,因为他是少数紧急处理公众关心的问题的部长之一。

时至今日,内阁中没有一位部长、吉隆坡市长、公共工程局官员和地方当局领导人表现这样的承诺,这实在令人汗颜。这是我们公共管理中的一个明显缺陷且亟需纠正。

像敦三美威鲁这样高效、有求必应的领导人应该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稀有动物。每位部长、官联公司(GLC)首席执行员和各政府部门秘书长都应迅速承认并处理公众投诉。为这些官员的高收入和特权提供资金的纳税人理应得到如此迫切的关注。

给我们的政府官员、企业领导和服务供应商提出几项建议,他们可以借鉴这位伟大领导人的模范态度,提高为公众服务的水平:

众所周知,新加坡交通部长会亲自通过电邮和社交媒体回应与交通有关的投诉,确保公众的关切得到迅速解决。

同样的,亚航创始人东尼费南达斯也长期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回应乘客的不满,并推动其客户服务团队迅速采取行动。就连印度安得拉邦前首席部长詹德拉(Chandra Babu Naidu)也曾亲自在报纸上回应公众投诉,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实属罕见。

阿南弗拉(Alam Flora)前首席执行员莫哈末西惹(Mohammad Siraj)就是一位无论问题多么微小都会亲临现场的杰出领袖。我不是在开玩笑,你可以试着联系其他政府机构,他们都是公务员,但我们却很难联系到他们,甚至很难让他们听到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领导人或所有与民众有联系的地方政府领导人都必须这样做,以显示他们对民众的关怀和承诺,让民众尊重和感激他们的领导人,并在彼此之间建立牢固和值得信赖的关系。

雅加达前省长锺万学施行了数字投诉系统,在规定时限内处理民众投诉,确保透明度与问责。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所有政府和服务机构都应制定不超过24小时的标准回复时间。应立即确认投诉,并向投诉人告知预计的解决时限。

在数字化彻底改变各行各业的时代,处理投诉中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各机构必须投资于实时跟踪系统、移动应用程式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以确保及时记录和跟进每一起投诉。

印度总理莫迪推出了“MyGov”平台,公民可以直接投诉问题,各部门则必须做出回应并更新解决方案。同样的,在马来西亚,马电讯等一些官联公司也推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允许客户作出实时投诉并跟踪解决进度。

通讯部长法米对网速和电讯问题反应迅速,通过推特及其他平台直接与人民互动。每一位部长和公司领导都应如此。这是我们的政府必须采取的必然举措,以便与国家和世界的快速发展保持一致。

等级壁垒和过时的官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部长、市长和首席执行员决不能认为自己凌驾于他们所服务的人民之上。

公务员必须易于接近人民并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在人民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苦苦挣扎时却享受着特权。

敦三美威鲁的遗产是行动、果断和真正的公共服务。我们可能不再拥有他的坚定领导,但我们一定可以推动一种文化,让他的治理方法成为黄金标准。

如果仅凭一个人就能赢得人民的赞赏、尊重和钦佩,那么如果我们的所有领袖都能效仿并追随这个人的脚步,我们的国家必将达到更高的高峰。

现在是转变模式的时候了——公共服务的定义不是身分或头衔,而是服务人民的速度和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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