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导演杨紫烨／得奖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

这一幕令我颇为感动，毕竟许多人对于“纪录片”的初印象是沉闷、无聊，相比起精彩纷呈的剧情片，纪录片往往不会是首选，连杨紫烨都笑说，拍纪录片是不赚钱的。

实际上，杨紫烨原来是学绘画的，本科专业可以说与影视业无太大关系，然而上学期间无意间接触到实验电影，从此改变了她人生的走向。

“读书时学画画，认识了我的丈夫。他在拍短片，我就从旁协助，（后来）念硕士时就选了电影。”

“那时候觉得电影比我的画布空间要大很多，也比较有趣，但上学时没想过自己会做这种具倡导性（advocacy）的工作，要经历过很多阶段后，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从“绝大多数”到“少数”，开始思考身分问题

她出生于香港，1977年便移民美国三藩市，从原来的“绝大多数”变成“少数族群”的身分转换这一过程，令她开始审视从未想过的“身分”问题。

“以前是没有想过的。当时香港是英国管制的，离中国大陆很远，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仅一丝半点。”

“到了美国时，看到很多华人就觉得我真的需要知道自己的文化、背景。我目睹很多生活艰难的华人，也有那些经历过很多不公平条例，留在三藩市的单身老华侨。”

就这样，她逐步了解当地华人的境遇，同时美国华裔二代、三代亦开始重视身分问题，疑惑为何美国主流社会没有提及华人的历史？

“我毕业后和华裔电影人王颖一起工作，慢慢接触到华裔社团，为公共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渐渐认识了华人的历史，也对纪录片产生兴趣。”

拍摄敏感题材，一路走来大不易

她在美国担任剪接、拍摄长达二十多年，曾参与的电影包括陈冲的《天浴》、《纽约之秋》；王颖执导的《喜福会》等等。

1997年她首部执导以香港主权移交为主题的纪录片《风雨故园》在全美247家公共电视台播放，并成为美国多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而2004年移居北京，迎来她的纪录片事业的第一个高峰的同时，也真正体会到“祸福相依”的滋味。

“当时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媒体相关的知识，得知爱滋病给某地区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想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即拍摄有关爱滋病的公益广告。”

后来通过爱滋病专家何大一博士的穿针引线，她深入安徽阜阳市颍州区跟踪拍摄多个受爱滋病影响的家庭，对爱滋病孤儿的生活做了完整的记录，《颍州的孩子》应运而生，2007年一举夺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对我来说，在中国大陆拍摄的题材影响最大。当时中国的经济起飞，社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从我2004年拍《颍州的孩子》，到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没有一个社会能让我记录这么巨大的变化。”

但是，这部片子得奖后，她和筹备拍摄的非政府组织却遭到许多媒体的打击，虽时隔多年，她提及此却不愿再深入话说当年。

“不说了。那几年我觉得还蛮压抑的，得奖在中国大陆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题材不是他们想讲的。”

她神色有些为难，欲言又止。那么时隔多年后的回访，是否又遭遇到阻扰呢？

“没有，因为他们知道我那么多年来在关怀他们，而且我的片子都很正能量，而非一次性利用那些小孩，拍摄后得到的成功来作为商业用途。”

“他们知道了我的初衷，后来就没事了。”

好在，杨紫烨长期在中国大陆拍摄了许多公益广告，付出的努力和真心实意起到了作用。

“不要趁机用他们的痛苦来成名，这是不对的。”

眼球VS良知

纪录片是一时，受访者的人生是一世

无论到哪个城市，她所拍摄的纪录片宗旨永远不变：关注弱势群体，或是讲那些没人想讲的故事，通过“媒体”这一管道成为那盏灯，将被社会忽视了的“影子们”投射到屏幕上，进而为人所知所闻所见。

很多时候有的媒体会把受访者或新闻事件当作“素材”，以“知情权”为幌子，不惜一切手段地深挖，为了热度和流量可以不计一切后果，哪怕对受访者后续造成伤害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亦在所不惜。

煽情、眼泪、黑幕、血腥、风月韵事皆是吸引眼球的元素，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伤口更能抓住人们嗜血的本能呢？

当你手握这些流量密码，是否舍得放手？

杨紫烨舍得，因为她把受访者当作活生生的“人”，是用长时间建立关系和感情的“朋友”，所以她强调点到即止。

“因为拍纪录片是一时的，他们的人生是一世的。”

她坦言，也曾经在“眼球”和“良知”之间挣扎过，但最后她拍到许多素材，未必用得上。

比如，在拍摄《风雨故园》时，受访者不欲人知的一些家族丑事，她选择将之删除，以保护受访者免受伤害。

“有许多人说，纪录片应该把真实的内容全放在里面，我并不赞同这说法，因为我觉得会伤害了他们。”

她说，一部成片在电影院播映后是另一回事，它是具备“生命”的，即使作为创作者也难以掌控它的发展走向，像观众会怎么谈论等等。

“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的所为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我觉得这是作为纪录片拍摄者或媒体人的道德问题。”

她认为，如何将一个人立体化呈现出来，多方面还原事实，对于纪录片拍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此她会回访（Revisited）她的纪录片受访者，关心他们在纪录片播出后的生活，是否产生了变化？

比如《颍州的孩子》、《争气》，在时隔数年后，她再次回到那些地方，与受访者再次相会。

“拍纪录片不过是拍他们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他们还有余生。尤其是爱滋病患者，在中国的变化是很大的，8年在中国仿佛一个世纪这般长。”

“他们在（第一部）片子里很惨，可是之后，当地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很关注他们，他们的人生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

她认为，若是只留下他们悲哀的结局并不准确，因此她选择再回到颍州，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新生活，留下他们人生新一页。

《争气》亦如此，所以《继续争气》便因此诞生，每个人似乎都有了美满的人生，充满希望的未来。

“万一受访者的结局，不符合你设想的美好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人生不一定那么美好的，”她笑了一下，道：“很多时候，受访者不会告诉你不好的一面。如果是粉饰过的就没意思了，我可以判断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希望通过媒体输出正能量或为年轻人带来希望，我不太喜欢只是提到阴暗一面。”

我们总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往往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这对于杨紫烨来说也是如此。

“资金是最大的挑战，所以很感恩基金会的支持。”

她笑说，她经常劝学生若以纪录片为事业的话，需要考虑再三，不能指望靠此飞黄腾达。

坚持、耐心和热爱，是纪录片拍摄者不可或缺的条件，想要入行的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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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奥斯卡纪录短片导演杨紫烨：纪录片是一时，受访者的人生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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