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璇/营里营外

那地方是专门为思想家设计的，它里面什么也没有，连门都是经常上锁的，而里面的人没有锁匙，要敲敲打打才会出现一个警察，拿着一串锁匙过来。墙上有斑驳的血痕，然而没有人会在乎给那墙油上一层新漆，因为木虱每个晚上都可能给它增添新的图案。里面的人觉得在外头已被吮吸够多了，在这里又被这昆虫欺负，对它深恶痛绝，在它还没有爬到手伸不到的高度前，将它捏死在那里，拉下一道长长的血纹。

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小窗，如果有光线透进来，就是白天，光线没了就是晚上了。一盏晕黄的电灯由铁丝网罩着，24小时陪伴，没有熄过。真的，无需用太多的语言去诅咒那个地方，因为外面的子弹要比这里残酷得多，我时而也会听到一些子弹的消息。

在那种环境下，我发觉，切不可心浮气躁，不要让自己感觉绝望、茫然或愤怒，这些负面的情绪在铁笼的支援下会很快膨胀、发酵，给你的火焰添加燃油，而且，不会有人前来安慰你，等待着你的只有崩溃。有些人进了牢房不久，就变得疯疯癫癫，语无伦次，我想，都跟缺乏这个认知有关。

我们被自己的自我囚禁了，又再被铁笼囚禁，双重打击下，人就疯了。我大抵有一点儿这样的聪明，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见有人疯狂唱歌，就采用另一种战略，将自己的脑袋塞满各种观念，不许它空闲着。我会给自己讲一则《三国演义》的故事，或把读过的唐诗背出来，背完了唐诗背成语，背完了成语背寓言，又假装站在台上演讲，想像前面有一群听众，总之把一番话讲得有点儿头绪，就给自己一个掌声。如此这般，将自我的笼子打破，释放自由的灵魂，飞越铁的樊笼、小室的困囿，这样一来，反而对生命产生预想不到的憧憬。由于我们不受犯罪感所折磨，这个力量就被启动了。

至于警察为什么扣留你？这个问题可真不好回答。那年代，只要警察要扣留谁，谁就会被扣留，他们无需给你看控状，也没有控状可看。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知道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让警察觉得你没有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要你了。许多人被扣留后，尽量把自己变得一文不值，却也有另一种人，根本不把扣留放在心上，他们认为，反正他们今天放了你，明天也可以把你捉进来，没有必要争取这些不靠谱的自由。

那时是70年代初期，后殖民地景象，正在急速形成。英国人退出去了，马共非法了，五一三刚过去不久，一大片权力真空，就野心家垂涎欲滴，纷纷冒出来了，横加盘剥着这个属于人民的地盘，即便像我这样一个乡下来的单纯孩子，也能感受到一股闭塞的空气，在校园里洋溢。

有个早晨，副校长来到我们班上，叫所有的马来同学站起来，然后说，政府要给你们奖学金，你们现在到办公室去处理手续。这事像一把刀刺向我们的胸口，为什么政府派发奖学金不是派给全部学生？为什么不是根据成绩表现？为什么只给一部分人，根据肤色？那是第一次，这陌生的种族主义的劳什子进入了我的心中，我们觉得在这所中学，我们是受到歧视的一群。私底下，我们互相征询，然而压根儿没有人理会我们这些不满的声音。后来我们又发现，那个事件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许多类似事件的一个开端。后来，讲华语也被禁了，华文书成为违禁品，华文课排在放学后，老师不是教导我们对人要平等吗？

后来，同学们搞了一个华文学会，但是校方不许我们活动，不准利用课室开会，不许唱歌。我们在走廊上待半个钟头，只好散开。我奇怪我怎么还会留恋这样的学校？心里尽管塞满了死结，我们和马来同学的友善来往并没有中断，年尾结业时，还跟马来同学一齐到影像馆拍了一张合照。而且，保留到今天。

又有一个早晨，是星期一，穿上母亲用薯粉浆过的校服，坚挺的衣角散发出熨出来的香味，我一时精神抖擞，觉得自己仿佛前途无量。那天的周会讲台上，多了两名穿制服的嘉宾。校长说，叫我们细听一段演讲，就坐下了。一个警长站起来，开始讲话。讲了大约10分钟，都是些关于种族和经济的东西，然后停下来，说：“各位同学，你们有问题吗？如果有，尽量发问，我们也会尽量回答，这个会是公开的，尽管发问。”我觉得如骨梗于喉，便举手提问。台上的印裔校长那时坐在最左边，显得很紧张，猛挥手叫我坐下，但是已经被另一位台上的警长瞧见了，叫我把问题说出来。我只好战战兢兢地问了几句，后来就听到风声，有人说：“你进入黑名单了。”

我在血痕斑斑的墙壁前想，为什么他们把你扣留？似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你太爱真相了。那年代，普通人是不允许知道太多真相的。那时候，常常听到一个经济的新名词，但是老师说，你们无需了解太多，只需按照校方给的答案背起来，考试时照填即可。这些种种，被我的眼睛瞧见了，就是最真实的东西。别人告诉的，即便讲得涕泪横流，也没有这些自己走过的经历深刻难忘。既然学校没有提供答案，我便往禁书里查询，跟着是一段逃离、漂泊的日子，然后在太平扣留营画上休止符。那年代，凡是要寻找真相的人，只有一个去处，就是扣留营。

70年代有一道洪流，要解答这些学校里没有答案的问题，许多人以各自的姿态，投入这道洪流。我的是思考型，而非战斗型姿态。如果要战斗，就不该傻呼呼的公开发问，当出头鸟。我其实不怎么在乎暴露自己，你说可以公开询问我就公开询问了。结果他们把我请到警察局去给答案，学校和警察局，其实是同样的机构。然后，又被送去太平扣留营沉淀。

那座山边的巨大营房，是警察扣留所的延伸，也是专门为思想家设计的，上午有凉风，下午有热风，傍晚有彩霞，晴天有蓝空，雨天有闪电。无风无浪的日子，这里还算是个人住的地方。

我喜欢“太平”这个名字，希望从那光秃秃的山上，飞出一朵和平的祥云，周游世界，降魔伏怪，那我在这里修炼两年，也就没有白费。

我所在的第九区在这一大片营地的最尾端，坐卡车来这里，要经过其他营房。放眼望去，一堵堵高墙，围成许多格子。格子中间耸立着瞭望台，晚上配合聚光灯照射，瞭望台徐徐旋转。我来的时候是白天，它没转动，但见有些高墙上，坐着三几个赤着膊子，穿蓝色短裤的青年。我起初以为是猴子，看清楚了，原来是人。他们纷纷向我们的车子挥手，用那学校里被禁的华语高喊道：“同志！不用怕！”

我在这九区遇到两个我们村里的乡友，也见到我的哥哥，“此处非家是我家，安居乐吃依靠它”，终于应验。营员住满两个营房，大约40人，平时各自为政，做自己兴趣的事，三三两两在一起。没有人领导，没有人搞学习，没有人爬墙，没有人喊口号，也没有跟其他营的营员来往，所以也不知道还有哪些大人物也住在营内其他的格子里。我想学习英文速写，却没有学成，许多时候，跟营友下棋打乒乓。

终于从这里，又回到父母亲身边，转了一个圈，看了一回世界，早就忘了黑名单那回事。

我跟一些营员到今天还偶有联系，也不缺乏新鲜的话题。所发生的种种，似乎忘了，却又不时被提起，好像并没有过时。种族主义也还在，跟它对立存在着的，便是这些挥之不去的扣留营文化。那座空洞的营房已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新时代的巨轮，轰隆隆从它旁边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