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沈联涛／低调做事，潜心研究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背后有政治因素

访谈中，我们俩离不开金融危机的课题。沈联涛提到，无论是银行危机或金融危机，很多时候是由政治因素所导致，最后形成政治危机。1997、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政治危机，最后还演变成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战争危机。这一切与美元和美国的称霸地位脱离不了关系。

在没有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说，“你没事，没有任何大病，吃点药或补一补身子就好。”一旦出现金融危机，该组织会把矛头指向你，宣称是你的国家出现腐败或政策不好。“这些病菌（指金融风险）以前都在，为什么会突然爆发呢？这是病毒的问题，而病毒在哪里？实际上就是美元制度。”

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一直在思考，所学习的经济论到底哪里出错？渐渐地，他认为，西方经济论不全然可信，“如果没有错误，今天我们会这么糟糕吗？”

“（中国）科学发展特别迅速，西方的经济学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论吗？”当中方在科技、文化、政治、军事变成美国的最大竞争者，形势开始转变了，全球供应链亦出现大转换。美国祭出芯片制裁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严重冲击中国的半导体发展，进一步引发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危机。在2022年9月份，美国总统拜登还签署行政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扩大国内的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这个举动自然被视为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提高美国本身的生物技术发展。

他说，如今美元频频上升，但是美元要升值到什么程度？美元一直上涨会给全球经济带来通缩压力。全球各国会允许这个事件发生吗？恐怕不可能。

从国家银行走向世界银行舞台

从至于沈联涛是如何从国家银行走向世界银行舞台？他笑了笑，接着说，“当时我刚从英国回来，是一位特许会计师，而我一直想为国家服务。”那个时候，他的恩师和贵人就是敦依斯迈莫哈末阿里。对方是国行第二任行长，也是第一位担任行长的马来西亚人。

那个时候，敦依斯迈聘请了很多特聘会计师。第三任行长丹斯里阿都阿兹达哈、第四任行长丹斯里查化胡先同样都是特许会计师。“大家都特别棒，脑袋非常清晰，责任心非常重。我后来受到他们提拔，担任4年的助理行长，那时的国行副行长还是林西彦。”

沈联涛称赞恩师非常有智慧且廉洁，对方就像是一个锚，在风浪中稳住船身，握紧船舵无畏地向前行驶。“（我国）一直涌出很多人才，因为他吸引人才。”他记得，对方在国行任职时有一个愿景，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马来西亚，就需要有一个稳健的国家银行。

一直到1989年，世界银行相中沈联涛，希望他能以在大马银行工作的经验帮助他们做国际研究。“为什么会找我？因为在80年代，新兴国家有很多发展银行和商业银行倒闭，世界银行就聘请我去找出原因。”

那是一段非常珍贵难得的经历，在世行工作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到斯坦利·费希尔、劳伦斯·萨默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精英。“他们都是我前老板，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也学了很多东西。”无论是在金融、监管、支付系统等，他不断累积经验，培养了一套严密的思维去分析问题。1993年，香港政府邀请沈联涛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他又再汲取不同的金融经验。

“1997到1998年，我是负责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国际交易。”1998年9月份，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梁定邦离任，财政司司长便指派他去接手管理股市。需知香港股票市场是全球第四大市场，而管理股市和银行业是有很大区别。随后，他出任3届的香港证监会主席，并做了3件事：翻新香港证券法、香港交易所变成上市公司，以及优化金融基础设施，进而促进香港的资本市场发展。完成这些改革，他便辞去主席一职。

大学生缺乏市场经验

沈联涛一直笔耕不辍，在研究各种金融危机时，他不认同西方的经济学家分析，而撰写了近50万字的《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译版）。

“我在布里斯托大学有想读硕士，但后来家庭经济不允许，我就去考特许会计师。对我比较鼓舞的是剑桥大学出版了我的《从亚洲到全球金融危机：一个亚洲监管者对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不受约束的金融看法》（英文原版）。实际上，这本书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了。遇到哪一位博士，如果是经济课题，我都可以跟对方辩论。”

从教育角度而言，他发现许多大学在纸上谈兵，缺乏市场经验。理论非常完美，可惜不符合事实所需。看到西方国家栽培的博士生和教授越来越专业，反而看不到大局的趋势。“即使是得过诺贝尔奖项，也会出现问题的。”举一个例子，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濒临破产，而这家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就有发明Black-Scholes-Merton模型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坚信有关模型可以度过金融危机，殊不知亚洲金融风暴和俄罗斯违约事件属于黑天鹅事件。

大马处于Sweet Spot

经历了疫情危机，大马经济逐渐走上复苏轨道，伴随新政府的诞生，2023年或许会有新的经济契机和面貌。

“我国现在处在一个sweet spot（有利位置），中美关系紧张，许多半导体公司的投资会投入到大马。”在2018年，由于我国科技公司做得不够快，有些外资的科技工厂搬迁到越南、孟加拉，如果能够提高效率和生产线，我们是可以吸引到科技外资，然而当时很多政治人物没有关切这点，失去很多良好机会。

他强调，我国半导体产业有很理想的前景，“从天时地利来看，东盟是最好的地区，全球需要这里的资源、年轻人口、大马的基础设施。现在我们陷入人和的问题，那就是人才和政策。我们现在是收留廉价劳动力，输出宝贵的高科技人才。政府要如何调整这个政策？我国不能靠廉价劳动力拉动经济。”

以美国矽谷为例，政府不断扶持新创公司，没有过多干预。美国国防部也与产业界配合，提供技术转移。加上附近有一流大学，所培育的人才皆投入到半导体、晶片产业、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我国也有一个“东方矽谷”——槟城峇六拜（Bayan Lepas）工业园。“我们有半导体和高科技的产业，这一块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和空间。我们当然不太可能去做自己的晶片，投入资本太大了，但是在机械、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这些领域却有很多机会。”

“马来西亚不应该只是工业，我们未来最大的发展潜力是数码科技、服务业。”

沈联涛简介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毕业于布里斯托大学经济系，之后在伦敦成为特许会计师。1976至1989年，他曾担任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首席经济师和助理行长。接着，在1989至1993年出任世界银行金融领域发展部高级经理。

1993至1998年，他成为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1998至2005年连续3届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间中，他也是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技术委员会主席。2006年起，他成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2013年，他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

沈联涛曾任马来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目前是宏愿开放大学的乔治市开放及高等研究院（GIOAS）的主席。其著作有《银行业重组：1980年代的教训》、《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谁主宰我投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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