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辅导员王妤娴谈抗癌／不要幻想把痛苦拿走
再次约访资深辅导员王妤娴，这回不谈性侵、家暴防治，谈的是她的抗癌经历。2022年3月份她获颁国际生命线年度国际卓越义工奖，5月份却传出确诊鼻咽癌的消息，身边朋友都替她不甘，“怎么可以是你？你经历过那么多，又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那些坏人没生病，生病的是你？”王妤娴坦言，这样的念头只闪过一次，在疗程很苦很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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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像闲聊，就听她侃侃谈起疗程中的不适让她如何逼仄，时而洪亮大笑，笑望自己怎么就走完这段疗程了，然后急忙咕噜一口水润湿电疗未愈的喉咙。现在每3个月要追踪检测，医生说报告标青，相信5年内无忧。王妤娴不贪，不管有无复发，期许生命若只剩下10年，她要完成那些未竟之志。
若生命只剩下10年，王妤娴许了什么愿望清单？请她分享其中几个，排在第一位的是成立家暴与性侵受害者支援系统。现有救援系统包括警方和医院，但性侵和家暴个案还需要更多事后生活辅导和司法等援助。想成立那样的支援辅助单位需要许多人手，得从现阶段慢慢铺陈。所以，她开始复办性侵、家暴辅导工作坊，训练更多不同语言的辅导员，才能借由他们在未来扩充训练另一批辅导员，慢慢壮大。
第二个，她希望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的热线辅导服务可以增加夜班，从晚上11时至凌晨2时或早上7时。一来，夜里是更好说悄悄话的时段，更重要的是，紧急状况通常发生在半夜三更，她希望能更有效地帮助到更多人。两个愿望都非常“王妤娴”呢。
王妤娴身在辅导界逾20年，是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资深督导兼讲师，也曾任妇女援助中心（WAO）社工，走在救援前线。每次专访，她都穿着生命线制服，时间多安排在下班后，显是把工作排在最前。入夜谈性侵课题又多了份幽暗，当我低头笔记，稍稍消化，慢点抬头，她立即关心“你还好吗？”性侵本是庞大且沉重的议题，我只是聆听二手资讯都觉得心沉了，她亲自陪伴案主到警局接受调查和到法庭面对司法流程，岂不更沉更重。而她好像总有额外的力气保护幸存者，连媒体报道一起监督，一有猎奇、腥膻色的角度或违反操守伦理的，便会在脸书严厉批评斥责。她始终相信，处理性侵、家暴类的议题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没有一方该轻蔑对待。
这样的人，生了一场大病，能叫旁人甘心吗？
送急诊吊点滴，耐不住辅导魂上线
约访当天，王妤娴拎了一支约一公升的水壶傍身。鼻咽癌电疗灼伤喉咙，说话差不多10分钟就得喝水润喉。“就是这样啰！”癌后生活还有一个令她受不了的重大改变——不能吃辣椒。辣不是味觉而是刺激痛觉，喉咙怎能耐得，“但是我最近终于吃到（腌）青辣椒！”别小看这一小“成就”，能把露啤、西瓜、荔枝品尝到癌前的滋味，都足以让她开心一周。
说起患癌经历，起初她以为例常的鼻子敏感变严重了，影响呼吸，打喷嚏出血。经医生检查，发现肿瘤占了鼻子两侧，隔天就得开刀。她只是回家告知弟弟有可能是恶性肿瘤，隔天自行就医。医生可能不想吓她，告知不是太大的手术，切除约需10分钟，加上麻醉整个手术约耗一小时。她把“不是大手术”听进，预约了单人病房，打算术后醒来线上面试新人。当然，协会是不会让这等谬事发生。
王妤娴能独立又坦然的面对“肿瘤”“癌症”这些负面名词，是因为父母都曾患癌。她自知是高风险群体，每年健康检查都做癌症指数检查。开完刀，她只感觉像是从很小很小的小路突然上了高速公路，可见肿瘤范围之大。当肿瘤化验报告显示恶性时，她也没把时间花给悲伤，当下询问该怎么治疗。
她觉得幸运，转介到好的肿瘤科医生，感受到医生真诚的关心问候。当时她以9月份飞往加拿大出席一场国际辅导大会为目标，在那之前要做多少次电疗，电疗前要先拔掉4颗智慧牙等等，全力冲刺医病。
只有走过痛苦，她才能哈哈大笑当时怎么把运气用得太快，开始电疗后能多难受就有多难受。医生原告知第15次电疗开始才会渐生副作用，怎知一周才做了4次电疗，她就开始觉得恶心想吐。电疗有一特制面罩，王妤娴得维持饮食不让自己瘦下来，否则面罩的照射角度就不准了。不能瘦，和赶在9月出国的压力，最终把她逼急了。
有一回，已经连续5天无法进食，一吃就吐，只好请朋友送她到急诊吊点滴。躺在病床输液时，隔壁是年纪比她稍小的妇女，女儿在旁。妇女突然呕吐，心脏骤停，救护人员做了30分钟的心肺复苏终宣告不治。
那个孱弱的王妤娴，最终还是“辅导魂”上线了。她看那女儿哭得很惨，其他大人追问“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吊完点滴，她放心不下那女孩，找到她告诉她“你尽力了，妈妈会知道”。再给女孩一个拥抱，附上生命线的热线号码，让她有需要时可以求助。明明来急诊之前，她还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下去，最后却还有精力做这样的事。
痛苦中找到自我纾解的方法很重要
“很苦的啊！”王妤娴才没想塑造光鲜亮丽抗癌的形象，当初电疗的确是让她恶心吐得死去活来。她也一度闪过念头“我经历的事情不少了的喔……你要不要这样！哇，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副作用越来越强时，也会有好几个自己同时蹦出来埋怨打架一下，“天啊，做么要这样”“可不可以不要去电”，然后理性的自己就会一声令下“diam啦”（静静啦）。反正她还是得做应该要做的事——继续接受治疗。
王妤娴说，不能确定辅导背景对那段心路历程有无帮助，但在痛苦时找到自我纾解的方法真的很重要。患癌过程里，她从没让自己过分陷入悲情中，有也是短暂的。就那么一次，她打电话到辅导热线，一哭就是15分钟。哭完，“谢谢，我好很多了”，盖电话。那时给自己太大压力，不能瘦，可是每次量体重都下降，她自责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明明是段惹人心疼的事，她现已能自嘲当时那没头没尾的电话辅导，其实可能引起辅导单位注意，启动特别介入。
乐观抗癌，维持高运动量
王妤娴把抗癌故事说得云淡风轻，但她坦白，如果肿瘤长在脑部，可能情况就不如现在了。父母的患癌经历对她也有影响。父亲38岁患鼻咽癌，她才10岁，印象中父亲并没有如今她这般难受。母亲确诊肺癌时已经是晚期，医生研判只剩半年到一年的生命。母亲却很乐观，接受治疗，打气功，照常度日，默默走过了5年。父母的抗癌身影留给王妤娴积极乐观的态度，她也很“要脸”地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能完成疗程。
她不止一次强调，整个抗癌过程是很痛苦的，甚至撂下狠话，3个月后成绩不佳，她也选择休息，先不展开新的疗程。她会为此全权负责，因为那段什么都不做就犯恶心想吐，食不下咽，吃了就吐的日子，实在太痛苦了。
王妤娴原是运动爱好者，曾经完成半程马拉松，现在体力没法恢复如前。“我以前2个小时散步可以完成13公里多，现在9公里都走不到，有够逼仄！”是朋友提醒，她才想起自己曾经动过手术，切除身上一块肿瘤，完成一系列电疗。朋友反问，身体耗损这么大，两小时走9公里还不甘愿吗？
王妤娴的第三个愿望就是和运动有关。当初完成治疗，没等报告出炉，她就订了机票，来临3月份到台湾花东纵谷骑行。其实，她能做未做的是全程马拉松。2018年，她已经有能力跑完全程，却很“要脸”设定在50岁时达成目标，当作送给自己的礼物。“结果到现在想要都不一定做到……”距离50岁还有两年，应该，能达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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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提起Jimmy Choo周仰杰，许多人脑海里会自动为他加上一个前缀：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履设计师，这亦是很多对时尚一无所知的人们认识他的开始。
在那个年代，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穷小子在欧美人垄断的时尚圈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占有一席之地，其经历堪称励志又热血。
在拿督周仰杰博士的“鞋履设计师”生涯里，哪一双鞋的意义最为重大？哪一双鞋最刻骨铭心？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周仰杰于1948年出生在槟城的乔治市，上有一名姐姐，双亲均是中国广东省梅县南来的客家人，因此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得知在座的几人都是客家人，他短暂地从华语模式切换到客家话频道，用客家话与我们寒暄问好。
虽已年届77岁，但仍精神抖擞，脑海里的过往种种亦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鲜活。
他在槟城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设计鞋子的工匠，当时的学徒什么都得学，包括鞋底、鞋面、设计、裁剪等等，一双鞋子的设计、制作到完工的每一道工序要了如指掌。
在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流水线，都是手工制鞋，家门口就是工作坊，客人们上门订鞋，然后他们就着手制作。
就如同家里做小买卖的人们一样，家中一人做生意，全家齐上阵，小小的周仰杰也要帮忙。
他回忆，那时没有手机，电视机也是黑白色，信号时好时坏，除了听“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也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后就看父亲、师傅怎么做鞋子。
周仰杰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对制作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放弃收入不错的餐厅工作选择鞋厂
尽管当时人们对“做鞋佬”抱有偏见，粗鲁、没文化、烟酒不离手更是时人对鞋匠的刻板印象，可是父母依然支持他的选择，送他到英国伦敦的考得维纳技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隶属伦敦时尚学院）深造。
父亲给他150英镑缴交第一年的学费，之后就开始他半工读，每天只吃20便士（pence）蛋炒饭的留学生活。
他曾在中餐馆打工，在面对大厨不友善的粗鲁对待，他保持真诚的态度，勤快地工作，甚至愿意付出超出工作范围的努力。
“（比如）周五、周六打工，他们下午休息外出、赌博、打麻将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整理房间、清洗枕头，打扫干净了，又到楼下帮忙看顾餐馆。”
“我不是吃亏也不是傻，因为我觉得我在外国，又不是很多朋友，我需要努力让他们知道我是诚恳、真心地学习，所以他们才会疼我嘛。”
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最终让他赢得老板的重视，想要擢升他为餐馆经理之时，然而他毅然放弃每周70至80英镑的收入，选择每周40英镑的鞋厂工作。
在那时候，一周的房租不过9英镑，他甚至还有余钱能寄回家给母亲，但于他而言，虽然餐馆工资高，却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鞋厂才是心之向往的梦想起始点。
“因为我觉得做人，如果你开心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累的，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前途，你就会觉得累了。”
“在鞋厂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做鞋子。”他笑道，“如果我在餐馆做，就不是现在的Jimmy Choo了。”
给戴安娜王妃的鞋 ——永远送不出的礼物
1986年，他在伦敦东区开设第一家店，起初无人问津，他甚至制作一双5英镑的平价凉鞋摆地摊，直到1988年时尚杂志Vogue一连8篇的大篇幅报道他设计制作的玫瑰鞋，“Jimmy Choo”声名鹊起响遍时尚界，尔后因缘巧合下与戴安娜王妃结缘。
起初，他接到为戴妃制鞋的邀约时，仍有些忐忑，不确定能否得到她的青睐，于是抱着尝试心态，询问鞋号和衣服的颜色后，设计了一双红色的矮跟鞋。
戴安娜王妃是当时的时尚Icon，又是媒体宠儿，就在周仰杰将鞋子送出去的第二天，戴妃穿着他的鞋子出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上，自此周仰杰也成为她的御用鞋履设计师。
“你的爸爸妈妈、家人是否安好？”是每次戴安娜与他见面时的开场白。
他记忆中的她和蔼、善良、优雅，毫无架子。犹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随队入宫觐见，素面朝天的戴妃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为他们准备许多咖啡、饼干点心；而从第二次开始，周仰杰便独自一人前往拜会，戴妃都会屏退左右，充分展现对他的信任。
他打开两个行李箱，让她挑选鞋子；她会展示她的服装，两人会一同商讨服装、鞋子和场合的搭配，确认订单后，她还会帮他提着包，陪他走到车子停放处。
“你想像一位王妃，拿着你的包包送你上车，很少公主／王妃会这么做。”
只是，这段缘分在1997年8月31日戛然而止。戴安娜为了避开媒体的跟拍，在法国车祸逝世，得年36岁。
他一听闻戴妃的死讯，感到不可置信，立即打开电视看新闻确认真假。
“全英国都好像静了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很伤心。”
“她的生日在7月，才刚过生日不久，我原本准备好一双鞋子，要带着女儿到肯辛顿宫送给她的。”
结果命运难料，这双鞋永远送不出去了。
“后来宫里有问我要不要将鞋子送过去，我说不要紧，我留作纪念。”
分量最重的“狗仔鞋”
虽然他曾为许多名人制鞋，手工技艺随着经验的累积愈发精细，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双鞋，始终是11岁那年，他亲手制作送给母亲作为生日贺礼，并由母亲命名的“狗仔鞋”。
“狗仔”又是何意？
原来是父母遵循坊间“贱名好养活”的说法，故为他取昵称“狗仔”。
“小时候我和朋友玩，我爸喊我吃饭，都是狗仔、狗仔地叫，我都叫他别这么喊我。”
如今他早已成为众人“仰”望的人“杰”，来自长辈的美好祝愿终于实现。
跨界尝试 开辟新战场
2001年周仰杰离开Jimmy Choo公司后，全心的在Jimmy Choo Couture，专注于做高级订制鞋；2017年，他不仅他推出同名品牌Zhou Yang Jie的鞋履，同时跨足服装界，也成为婚纱、晚礼服品牌The Atelier的创意总监。
制鞋和婚纱、晚礼服的赛道又有何不同？为何会从鞋履跨界到服装？
“在伦敦，三十多年来我是做私人定制婚鞋的，每次都会问客户的婚纱款式和设计，我就配合婚纱设计婚鞋。久而久之，我就对婚纱设计有灵感了。”
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于他而言，鞋子和衣服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剪裁、钉珠等等，两者差异并不大，因此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赛道转换，而是团队的磨合。
“不过你要找到很好的工匠做礼服，有时候一件礼服就要花费6个月来完成。”
他强调，“团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相互理解，让他们明白我的创意和想法，这样才能高效运作。”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不仅还要参与服装设计，还要统筹整场服装秀，挑选秀导、模特儿、化妆师、确认服装搭配、观察走秀效果、甚至灯光、舞台高度等细节。
“50至60多个模特儿，你得让她们试穿衣服，试走，看看她们的笑容、发型，是否与设计相符合？”
“灯光和舞台的高度等等，都要用心去了解和关注。不过也要相信助理，我无法一人顾及全部的。”
此外，他于2021年踏足教育界，创办JCA伦敦时尚学院，从鞋履设计、婚纱和晚礼服再到教育领域，接下来还打算进军家具设计，其跨度不可谓不大。
他并未因为早已名成利就，便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反而一直开辟新的战场，勇于尝新，展现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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