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菜市场以他名字命名？
“你是80后的话，应该不认识我吧？很多年轻人不认识我。”李霖泰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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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知道‘李霖泰菜市场’。”我答。
是的，位于茨厂街半路小巷的“李霖泰菜市场”，有逾百年的历史，曾经是老一辈吉隆坡华人采购食材、享受美食的好去处，如今亦是中港台撰写大马旅游攻略上的“常客”。
但是，这条街的原名本是道理巷、菜巷、Jalan Sang Guna，缘何更名为“李霖泰菜市场”？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和这个菜市场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些中国朋友曾经要求他带他们到茨厂街的李霖泰菜市场，哈哈！”李霖泰坐在社区安全联盟（Ikatan Komuniti Selamat）办公室里受访时莞尔道。
眼前76岁的他，大约180公分的身高，显得相貌清癯又伟岸，丝毫不见老态龙钟的暮年萎靡。
也许这跟他一直在为民服务的前线有关。
把时间拨回到1946年，一个小男孩诞生在霹雳怡保的万里望新村的一个贫寒之家。为了增加收入，每次学校假期，小小的他便骑着脚车把家中果园里多余的水果送到巴刹转卖给小贩，而母亲是全职主妇，替人洗衣服帮补家用。
到了少年时期，因为经常阅读李光耀的文章，见他常提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加上治理新加坡有方，于是李光耀成为他心里的“Icon”。
当时，他欲加入人民行动党（PAP），可是1965年新加坡便与马来西亚分家独立成国，随后他便加入理念相同的民主行动党，拉开了他从政的序幕。
“据说您的长子也叫李显龙，是巧合还是稍微参考了下？”我问。
“哈哈哈，是故意取的名字。”他落落大方地承认，“结果他每次因工作去新加坡时，移民局官员看着他的名字都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再三确认自己没认错人。”
由此可见，这个“Icon”在他心里的分量着实不轻。
李霖泰菜市场的由来
1969年，他以23岁之龄当选武吉那那州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代议士，随后我国便发生了513事件，令他意识到种族和谐与包容的重要，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陪着他走上为民服务之路。
1974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同年，原属于雪兰莪首府的吉隆坡成为联邦直辖区，1986年他当选武吉免登国会议员。
自他担任代议士以来，就致力于协助小贩解决各类型的问题。从申请执照、申请摊位到减低罚款数额，尤其是70至80年代市政府的“绿帽队”（当时市政府的执法人员均戴绿色的帽子，因此得名）经常取缔无牌小贩，并且充公他们的物品，他亦会去协商讨回。
“我本身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1966年才来吉隆坡。所以我很了解贫穷的人民，特别是无牌小贩，他们是很辛苦的。”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伞”，年幼的经历和家境为他此后的人生埋下“以民为重”的种子，并在成年后生根发芽。
有别于其他议员高高在上、激进的作风，当李霖泰与市政府、各部门打交道时，总是抱持客气礼貌的谦卑态度，和市政府打好关系、建立交情，以获得官员的配合，让小贩得以谋生。
“这很重要，如果时常跟市政府作对，很难得到他们的合作。他们是政府，有法可依，有执法的权力，我只是人民的代议士，跟他们对抗是很难的。”
80年代，时任吉隆坡市长发出一道通知，称接获多宗卫生问题相关的投诉，经调查后属实，要求道理巷菜市场逾200小贩搬离，但没有任何后续安置的安排，让小贩们心焦如焚，于是寻求李霖泰援手。
经过他从中斡旋，多方奔走，最终成功说服市长收回成命，自费重建菜市场原地摆卖，小贩们为了感激李霖泰，遂命名为“李霖泰菜市场”。
而时任市长也对小贩使用中文命名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
这是他的勋章，也是对他为小贩的付出极大的肯定。
要记得支持你的草根群体
为了心无旁骛地扮演好“人民代议士”的角色，中选后他辞去了工作，二十多年来以“议员”为唯一职业，一门心思地投入选区。
“如果你有其他工作比如你当律师的，时不时要去法庭，人民怎样找到你？”
在人均教育水平不高的年代，他随身携带打字机，车子里装载着信纸和各种各样的表格，俨然流动的办公室，以准备随时为前来求助的民众解决各种问题。
“我中选后就跟自己说，必须向选民提供最好的服务，24小时全都要奉献给选民。”
比如每个月定期走访选民；半夜选区内发生火灾，他必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儿子约定要去看电影，选民上门求援，他也只能爽约，优先处理选民的事务等等。
Work Life Balance？不存在的。
所幸，多年来妻子和儿子们都予以体谅并且给予支持，特别是妻子一力承担起教育儿子的重任，令他尤为感激。
有时，还有许多其他选区的选民也跨区寻他帮忙。假设问题不算复杂，仅要求写推荐信（Support Letter）或介绍信，他一般不会拒绝，但若需要时时跟进的则爱莫能助了。
“我说应该回去找他们的代议士，他们会讲找不到人。”
欸，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平日选民有事时上山下海找不着人，直到大选拜票时忙不迭地凑到你面前。
大选时人民是老板，大选后老板却找不到“打工人”，又或者认为选区内的芝麻绿豆小事，代议士以忙碌为由让选民找秘书，或直接去找相关部门。
对此说法，他极为不认同。
“你身为人民的代议士，有没有实现你对选民的责任？你在选举时，向选民承诺的是我服务你。什么叫服务？即便你很忙，也要找时间和选民会面，了解他们的需求。”
对于有者提出，水沟堵塞等民生问题并非国会议员的工作，国会议员理应在国会里探讨国家大事，他也不予认可。
“像倪可敏最近去巡视公共场合的厕所被嘲讽，但实际上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因为他管理地方政府的。”
“一个部长都可以做，你一个议员为什么不做呢？”
他认为，无论是国会议员或州议员，身负两大重任，一是关注国家大事，在议会殿堂里立法、修改法案，应该成为人民的发言人，提出选区以及各领域的问题。
“但除此之外，你要记得支持你的草根群体。当他们选你成为代议士，你就必须负起责任来协助他们，包括芝麻绿豆的问题。”
“好像水沟堵塞并非小事，一旦下雨很容易造成水灾或卫生问题。小事不解决就会变成大问题。”
不当议员依旧是“人民代议士”
1990年他宣布退出政坛，而关于此事的纷纷扰扰，他不愿再多谈。
虽然此后他没有另起炉灶，或改换门庭，甚至不再参选，但是许多非政府组织邀请他加盟，希望他成为NGO和政府部门的桥梁，让他们得其门而入，他也乐意为之，通过自己的能力，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为人民奔走。
回首过去，尽管他曾遭到那些受过他恩惠的团体、提拔过的人反咬、捅刀，也曾感到愤怒和耻辱，但是于现在的他而言已经时过境迁。
“我认为我可以原谅他们，可是我却不能忘记，对我来说这些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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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看父母醉心阅读，她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很甜，于是也跟着钻进方块字的世界，从此再也离不开。
新华作家尤今（75岁）共在马新中港台等地出版逾200本书籍；她写散文和小品，也写小说和游记，认真看待自己与文字的关系。
“我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绝对不种罂粟。”写作不只为了开花，开什么花很重要，花怎么开也很重要。“取材于现实的作品，才是泥土滋养出来的鲜花，带有阳光的香气，跟塑料花截然不同。”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黄冰冰
她并非不曾用文字捏出塑料花。
中四那年，尤今写出人生首篇小说〈凄风苦雨〉，投稿报章。刊登后，原以为父亲会给予赞赏，未想他却严肃训话，“父亲说，这是一篇全然失败的作品；他说得毫不留情，让我吓了一跳，很不开心。”
那篇小说写渔夫出海捕鱼，与大海艰险搏斗，渔夫妻子在家照顾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等候丈夫归来。父亲读了，诘问16岁的尤今：你有认识渔夫朋友吗？你有去渔夫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实况吗？你在下笔之前有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吗？尤今一遍遍摇头，“都没有，全凭想像。”
更小的时候，尤今曾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小坡的生日》阅读。作家老舍是中国人，书里却把马来孩子和印度孩子写得栩栩如生，“父亲问我为什么，我天真无邪回答，他靠想像力写的啊。爸爸说，不是的，”老舍曾在1929年旅居新加坡5个月，任教于华侨中学，“他观察，他体验，他生活，他收集资料，所以才能把印度人马来人写得活灵活现。”
真实，是创作的起点——这是父亲教会她的事。
“这句话我记了一生。闭门造车的书写，犹如塑料花，冰冷、虚假，没有生命力。”往后尤今从未停止写作，出版书籍无数，碰触的文体各异，“没有一部不是取材于现实。”
就像1995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主题围绕嗜毒与早恋课题，尤今没有闭门造车，而是亲身走入戒毒所，与吸毒者促膝长谈，“收集很多资料，我才敢动笔去写，将受访者的真实经验转化成小说的骨和肉。”
父亲还说过很多话，都让尤今铭记一生。
父亲的“自重”课
从小生于怡保，尤今4岁那年，父亲停止采矿，创办《迅报》，家里充斥各类书籍，母亲也在报章连载小说，“用比较形象的形容就是，家里每寸空气都有书香。”不写小说不排版的时候，父母总在看书，“脸上很沉醉的样子，我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是很甜的吧！”小小年纪的她也乐于捧起书来。两年后报社倒闭，她手里的书并没有就此放下来。
再长大一些，父亲带着全家人迁居新加坡。初时身在陌生境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在尤今眼里都成了鱼，嘴巴一张一合，吐出来的全是气泡。“怡保人多讲广东话，新加坡人则讲福建话，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有天发牢骚，尤今脱口而出：真希望自己也是福建人啊；向来慈和的父亲随即变了样，“眼神很凌厉，平时柔和的光芒没有了。他用严峻的口气说：如果你要听懂福建话，你可以去学，但你必须记得，你永永远远都是广东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8岁那一年，在大街上，父亲给她上了这堂名为“自重”的课。自重是不轻蔑自己的身分，自重也是要在心里安装自我监测器，把自己管好。
“自我监测器的另一个名词，叫做良知与良心。”后来成为教师、成为作家，更要懂得时刻监督自己。“我对读者负责，只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不种罂粟。”
什么文字是她口中的罂粟？
这要追溯到小学时期，学校附近有连环图出租摊子，很多同学租借来看，内容尽是色情暴力。这让尤今感觉不妥，从此立志只写有益身心的读物。当时11岁，她投稿的文章首次见报，题目为〈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抒发她的创作信念。往后虽然没有真的成为童话家，却也从未丢失行文里的某种明朗清澈。
将记者生涯磨出的能力用在写作上
她坚持在文字的土壤栽种向日葵，养分从生活汲取而来。
以记者身分跟尤今碰面，短暂寒暄后，曾在《南洋商报》任职7年的她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做过3份工作，最怀念的还是当记者。没有一项工作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每天接触不同的人，汲取不同的思想养分。”
问及难忘的采访经验，尤今想起三轮车夫围困报馆的那个傍晚。
“当时，新加坡很多三轮车夫，有的会在牛车水一带载人买菜，五毛一块这样赚；有的则专门在旅馆门口等游客，我听说他们收入很高。”为了探个究竟，尤今伪装游客乘搭装饰华美的三轮车。“我说要游新加坡，怎么算？哇真的很贵，70年代，我的薪水才700元，他游一趟半小时要30元。”短短半小时，尤今抓紧时间跟车夫谈天，拿到很多资料。
下车后，等不及赶回报馆，她先是冲到对街咖啡馆，趁记忆犹新将对话记录下来。报道刊出后，引起很大回响，“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下午5点，报馆外面人声沸腾，一群三轮车夫气势汹汹指明要见我，”收入明晃晃被摊开，税务可就麻烦了，“他们认为我在破坏他们的生计。”喧闹落幕后，她感慨，“当记者，最重要是能够揭露不为人知的社会现象，即使事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能因此退缩。”
记者这份职业，在她看来犹如磨刀石，磨锐一个人的思维、笔锋和眼力，“可以深入观察人性，日后对我塑造小说人物大有帮助。”
真实是一贯作风
7年后，她成了母亲，人生来到十字路口，“孩子只有一个童年，错失了我会很遗憾，”于是毅然辞掉工作时间不稳定的采访职业。这时，她忆起过去在图书馆任职管理员时，曾为一群资深教师讲课，教导他们如何为学校图书馆的书籍编排目录。“课程结束后，一名教师特地向我致谢，说我的讲解生动清晰，给我很大的鼓励。教学，是美好的分享，我很喜欢，所以后来想要改行时，我便选择教书。”
尤今执教鞭的岁月长达29年。这些年在课堂上教授华文，她有自己的心得。
“我的目标是让学生爱上华文，而不是为了考到A。”尤今希望自己的课堂充满笑声，因为在她眼里，语文课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科目，“它是让你去爱的。学习其他科目，它们会化为学识的一部分。但是，语言是流在血液里的，它是让你去爱，给你享受的，而文字懂得知恩图报，你平日善待它，当你要用它时，它便会跳出来，帮助你、报答你。”
2025年3月，尤今携着3本新书《播种未来》《爱的密码》《加减人生》亮相第19届海外华文书市，新书主题分别触及亲子教育、家庭幸福与处世之道，全是最近两三年在中国报章书写专栏文章的结集。当老师，她不爱在课堂上说教；当作家，她也不愿在纸页里摆出道学的面孔。
“我不爱谈生硬的理论，而是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向读者分享我的得意与失意，以及我对人生的种种思索、感悟和理念。希望通过一则则曾经感动我、启示我的小故事，和大家一起探讨在亲子教育、家庭关系和待人处世方面碰到的种种问题，绵里藏针，用蜜糖包裹黄莲，这是我一贯的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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