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bie王思涵出道8年来，从青涩的选秀节目创作歌手，到成为音乐制作人、音乐纪录片导演，执导MV并参与各类商业广告拍摄……直到2020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C班人生》，并在2022年末办了专场音乐会，她的才华像琥珀，含蓄而不刺眼。
这8年来，你的成长是什么？她笑说：“变老了。我觉得时间过很快，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很多事情，还是没有做到什么事情呢？我总觉得没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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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Colbie王思涵的最初印象，还是当年在选秀节目《非常好歌》的舞台上，一个小小的女生背着吉他，安静在台上唱着歌。安静怎么唱歌呢？歌声流淌出来，但她像是始终沉默着，用一股内在的能量在歌唱。
接受事物的发生，才过得更轻易
关注Colbie的歌迷有好些也是从〈打勾勾〉一路听到《C班人生》的，一眨眼就出道8年了——“最直接的感受好像没有做到什么，但这三四年来比较认识自己，好像作为一位创作或表演者，某些机能被打开。”那是关于感知的能力，也只有对自己的认识提升了，才能更懂得如何去承载。
在她看来“好像没有做到什么”的8年间，她早已从当年选秀节目的创作歌手，到成为音乐制作人、音乐纪录片《在赤道上唱歌的人》导演，执导MV也参与各类商业广告拍摄……直到2020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C班人生》，并在2022年末办了专场音乐会，每一步都是成长的足迹。
“8年前好像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这几年会惊喜，但已经不会轻易受到惊吓。以后的日子必然会有跌撞，但也能更坦然接受，因为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只要有人类在（笑）。这样不是会过得比较轻易吗？”她反问。
接纳真心赞美，全力以赴完成所托
中学时期的歌唱舞台，是女童军萤火会表演，总在一片翻腾的欢呼声中发生与结束，但她说——“直到现在也要分辨赞美是出自于纯粹的支持，或是真的觉得你可以。”要如何分辨出真的赞美呢？她想了想说：“可能是当对方不是为了能从你身上有所得，也愿意给出正面的回馈，你就会慢慢得到肯定吧。”
她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找寻，而不急于求成。包括在大学临近毕业时参加选秀比赛，也是想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里，以及对写歌的兴趣有多深。
回想起当年的舞台时光，她形容“每次踏上舞台都不太记得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很慌。直到有一天很紧张在后台背歌词时，阿管老师走过来说把demo寄给他，对创作歌手来说，这往往是踏出去的第一步。”
“那时比较多是没有什么可输的状态，现在30岁，已经有些什么可以输了。”然而如今的Colbie，所能做的事情也更多——创作、演唱、剪辑、拍摄……她形容自己“不算通才啦，是一个斜杠的状态；只是从一个身分跳去一个身分，还是需要一些过渡的时间和力气。”
时间是最公允的，在每个人拥有相同时间的前提下，要如何去分配？“有时我会羡慕一辈子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同样几件事情去磨练的人……但那是能力的问题啦”，她笑，斜杠也是一种选择。
“创作歌手”这个身分，在Colbie经纪人阿管老师那一直都是优先考量。2022年她原想专注做广告，直到阿管老师提醒要做音乐会，她便知道是时候要出来见人了——“他给我一个很肯定的眼神说，我们要做音乐会了哦，我就喔，也没有说什么。自己消化后知道这件事要来了，就拿捏好身分。我一直都觉得哪里需要我的时候，就用我最刚好的能力去完成这件事。”
不能永远躲在小房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未来，总是不期而遇。
喜欢玩音乐的人，从躲在小房间里到踏出房门，即是转折。年轻时她也曾是关在房间里唱歌的人，某日刚好一位驻唱的同学经过房间听见歌声，就敲敲门，约不如一起去驻唱？那时，她唱了一首英文歌，具体已记不得太多，只记得紧张。走出房间以后，身体就得去试着感应除了自己以外的东西，就算和人聊天也一样。
空间的大小，与人的距离，都需要慢慢习惯。“人到了某一个阶段一定要走出来见人，不可能一辈子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包括写歌、编曲，完成了还是要在观众面前演绎。”
她也承认自己内向。谈起收放的问题，她深吸一口气又呼出，在音乐会时也有贴心的观众注意到她一直如此，就打趣大喊“不要叹气了！”，说起这个我们大笑，她一脸搞怪地说：“这是喘一口气的概念啦！”
她说：“我是很收的人啊，你觉得呢？”她总在说了一段长长的话后换气，或在准备开口前深呼吸，也许说话、表达都是需要力气的吧。“每个表演者都有一个按钮，那不是开和关，而是旋转钮，表演的时候就要开大，这是需要练习的。我一直不相信内向的人就不懂社交，我觉得不懂社交不是因为我内向，而是因为我还没练习好这个能力。”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020年推出的个人专辑《C班人生》，C或许代指Colbie，或一个不以精英为追求的人生。若要说风格，只能说“那是很Colbie的东西”；而风格这件事，在任何形式的创作里，于她而言每个人的状态都各异，有些人会刻意去设置，有些则不。她觉得自己是后者。
“创作是没法再创新了，很多时候都是被影响，只是看你的养分中参杂了什么元素，再转化为自己的特色。”但音乐作品极其容易显露出一个人的状态，当某一天发现曾经喜爱的歌手变得陌生了，多少跟他的状态有关系。她笑说：“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很不一样，那就是我人生中发生了一些很重大的事情。”
而这张作品，或做音乐，仿佛能让她找到自己位置。“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不论是思维或作为，可是在做专辑时我找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的作品，能让我自己，和在同一个位置的人得到共鸣。我希望我所唱的，能安慰在同一个位置的人。”
所谓共鸣，其实便是与人达到连结。但在人际关系中主动这回事，也并非每个人都有天赋。那在人群中她如何自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壁花，wallflower，如果在一个很多人的房间，就会站得边边的。但我也不是想要抽离，只是站在一个觉得安全的地方。”
在一个陌生、人多的环境里，人不都需要一把声音告诉自己——“你的存在有一个位置”，才能比较安心？
这样虽说是一种旁观，但她总觉得不能真把自己当旁观者。交朋友，或想完成一件意义更重大的事时，人与人必然需要连结。“心态上本来就不应把自己当旁观者，如果本来就排斥，要怎样让人接受自己？也会一不小心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去看待事情，那要怎样被其他人接受？”
有些人希望自己被接受，但说穿又不接受他人。与人相处，或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始终是她不断在拿捏的一件事。
形态各异的能量，温暖需求各异的人
你是一个有能量的人吗？或者问，你是一个能从自己得到能量的人吗？
Colbie说，“每个人的能量或许呈不同样态，我觉得我有某一种能量，可能比较绵软。”在她眼中，这世界每种能量都是流动的，当彼此所散发及所需的能量相符，共鸣也就产生。
而人多少因为疲惫，而遇过失去能量的时刻。然而，这些时刻并不会使她在创作上遇到瓶颈，只会暂时需要休息。“我算是一个蛮懂得对自己好的人，知道自己快不行时，会适当告诉人或自己需要时间休息。”相反，在能量低靡时她更会选择回到创作，那指的不一定是音乐，可以是视觉、听觉——“只要从零开始，需要靠创意，以及独属你自己的东西，就能称得上创作。”
而人，总有自己特别在意的一些点。我们所呈现的，多少都是自己想呈现给他人的样子。但做得够不够好了？音乐或影视都很主观，并无对错——当害怕别人觉得自己做不好，就该做得更好，最基本就是过得了自己这关。过了这关，自然就会有一些回应。
“我一直都认为，只要是诚恳地对待作品与观众，就有意义了。要对自己诚实，而观众是能感受到的，只是这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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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看父母醉心阅读，她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很甜，于是也跟着钻进方块字的世界，从此再也离不开。
新华作家尤今（75岁）共在马新中港台等地出版逾200本书籍；她写散文和小品，也写小说和游记，认真看待自己与文字的关系。
“我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绝对不种罂粟。”写作不只为了开花，开什么花很重要，花怎么开也很重要。“取材于现实的作品，才是泥土滋养出来的鲜花，带有阳光的香气，跟塑料花截然不同。”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黄冰冰
她并非不曾用文字捏出塑料花。
中四那年，尤今写出人生首篇小说〈凄风苦雨〉，投稿报章。刊登后，原以为父亲会给予赞赏，未想他却严肃训话，“父亲说，这是一篇全然失败的作品；他说得毫不留情，让我吓了一跳，很不开心。”
那篇小说写渔夫出海捕鱼，与大海艰险搏斗，渔夫妻子在家照顾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等候丈夫归来。父亲读了，诘问16岁的尤今：你有认识渔夫朋友吗？你有去渔夫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实况吗？你在下笔之前有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吗？尤今一遍遍摇头，“都没有，全凭想像。”
更小的时候，尤今曾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小坡的生日》阅读。作家老舍是中国人，书里却把马来孩子和印度孩子写得栩栩如生，“父亲问我为什么，我天真无邪回答，他靠想像力写的啊。爸爸说，不是的，”老舍曾在1929年旅居新加坡5个月，任教于华侨中学，“他观察，他体验，他生活，他收集资料，所以才能把印度人马来人写得活灵活现。”
真实，是创作的起点——这是父亲教会她的事。
“这句话我记了一生。闭门造车的书写，犹如塑料花，冰冷、虚假，没有生命力。”往后尤今从未停止写作，出版书籍无数，碰触的文体各异，“没有一部不是取材于现实。”
就像1995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主题围绕嗜毒与早恋课题，尤今没有闭门造车，而是亲身走入戒毒所，与吸毒者促膝长谈，“收集很多资料，我才敢动笔去写，将受访者的真实经验转化成小说的骨和肉。”
父亲还说过很多话，都让尤今铭记一生。
父亲的“自重”课
从小生于怡保，尤今4岁那年，父亲停止采矿，创办《迅报》，家里充斥各类书籍，母亲也在报章连载小说，“用比较形象的形容就是，家里每寸空气都有书香。”不写小说不排版的时候，父母总在看书，“脸上很沉醉的样子，我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是很甜的吧！”小小年纪的她也乐于捧起书来。两年后报社倒闭，她手里的书并没有就此放下来。
再长大一些，父亲带着全家人迁居新加坡。初时身在陌生境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在尤今眼里都成了鱼，嘴巴一张一合，吐出来的全是气泡。“怡保人多讲广东话，新加坡人则讲福建话，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有天发牢骚，尤今脱口而出：真希望自己也是福建人啊；向来慈和的父亲随即变了样，“眼神很凌厉，平时柔和的光芒没有了。他用严峻的口气说：如果你要听懂福建话，你可以去学，但你必须记得，你永永远远都是广东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8岁那一年，在大街上，父亲给她上了这堂名为“自重”的课。自重是不轻蔑自己的身分，自重也是要在心里安装自我监测器，把自己管好。
“自我监测器的另一个名词，叫做良知与良心。”后来成为教师、成为作家，更要懂得时刻监督自己。“我对读者负责，只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不种罂粟。”
什么文字是她口中的罂粟？
这要追溯到小学时期，学校附近有连环图出租摊子，很多同学租借来看，内容尽是色情暴力。这让尤今感觉不妥，从此立志只写有益身心的读物。当时11岁，她投稿的文章首次见报，题目为〈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抒发她的创作信念。往后虽然没有真的成为童话家，却也从未丢失行文里的某种明朗清澈。
将记者生涯磨出的能力用在写作上
她坚持在文字的土壤栽种向日葵，养分从生活汲取而来。
以记者身分跟尤今碰面，短暂寒暄后，曾在《南洋商报》任职7年的她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做过3份工作，最怀念的还是当记者。没有一项工作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每天接触不同的人，汲取不同的思想养分。”
问及难忘的采访经验，尤今想起三轮车夫围困报馆的那个傍晚。
“当时，新加坡很多三轮车夫，有的会在牛车水一带载人买菜，五毛一块这样赚；有的则专门在旅馆门口等游客，我听说他们收入很高。”为了探个究竟，尤今伪装游客乘搭装饰华美的三轮车。“我说要游新加坡，怎么算？哇真的很贵，70年代，我的薪水才700元，他游一趟半小时要30元。”短短半小时，尤今抓紧时间跟车夫谈天，拿到很多资料。
下车后，等不及赶回报馆，她先是冲到对街咖啡馆，趁记忆犹新将对话记录下来。报道刊出后，引起很大回响，“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下午5点，报馆外面人声沸腾，一群三轮车夫气势汹汹指明要见我，”收入明晃晃被摊开，税务可就麻烦了，“他们认为我在破坏他们的生计。”喧闹落幕后，她感慨，“当记者，最重要是能够揭露不为人知的社会现象，即使事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能因此退缩。”
记者这份职业，在她看来犹如磨刀石，磨锐一个人的思维、笔锋和眼力，“可以深入观察人性，日后对我塑造小说人物大有帮助。”
真实是一贯作风
7年后，她成了母亲，人生来到十字路口，“孩子只有一个童年，错失了我会很遗憾，”于是毅然辞掉工作时间不稳定的采访职业。这时，她忆起过去在图书馆任职管理员时，曾为一群资深教师讲课，教导他们如何为学校图书馆的书籍编排目录。“课程结束后，一名教师特地向我致谢，说我的讲解生动清晰，给我很大的鼓励。教学，是美好的分享，我很喜欢，所以后来想要改行时，我便选择教书。”
尤今执教鞭的岁月长达29年。这些年在课堂上教授华文，她有自己的心得。
“我的目标是让学生爱上华文，而不是为了考到A。”尤今希望自己的课堂充满笑声，因为在她眼里，语文课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科目，“它是让你去爱的。学习其他科目，它们会化为学识的一部分。但是，语言是流在血液里的，它是让你去爱，给你享受的，而文字懂得知恩图报，你平日善待它，当你要用它时，它便会跳出来，帮助你、报答你。”
2025年3月，尤今携着3本新书《播种未来》《爱的密码》《加减人生》亮相第19届海外华文书市，新书主题分别触及亲子教育、家庭幸福与处世之道，全是最近两三年在中国报章书写专栏文章的结集。当老师，她不爱在课堂上说教；当作家，她也不愿在纸页里摆出道学的面孔。
“我不爱谈生硬的理论，而是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向读者分享我的得意与失意，以及我对人生的种种思索、感悟和理念。希望通过一则则曾经感动我、启示我的小故事，和大家一起探讨在亲子教育、家庭关系和待人处世方面碰到的种种问题，绵里藏针，用蜜糖包裹黄莲，这是我一贯的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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