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我没读过,却读过他晚年写的重要作品《复活》。他真实地写出社会的状况,从来不回避问题,我们这里认为是“敏感”的宗教和政治问题,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内容。
他写教会、贵族、警察、法庭、妓女等等,力求真实,美和丑都淋漓尽致和盘托出,毫不踌躇。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里,他讨论土地改革、人生观和思想立场,通过人物的口,提出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给自己设定不可触摸的“敏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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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否定他这样写的意义吗?
假如托尔斯泰不是如此坦率面对人生、真诚对待艺术,他会取得这样高的荣誉吗?
雨果写《巴黎圣母院》,写主教黑暗的精神面貌,批判教会的虚伪,对比以吉普赛女郎的奔放直率,号召对理性的尊重。
若不是如此大胆冲击当时的“敏感课题”,他会被称为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吗?
近读各家评述曾荣盛诗集《释放》的文集——《释放的回响》,发现论者大都有回避“敏感”课题的迹象,视野局限在监牢和艺术,重述事件,缺乏发现和新意。
曾荣盛在黄梨厂罢工事件中被捕,当时他是工会秘书,竟被关押11年。这个罢工事件,有这么重要吗?我们不竟要问。纳吉私吞几亿,也只是坐牢11年。曾荣盛跟纳吉的罪名平等?还是什么样的腐败,造成如此的厄运?我们也想知道,昔日的腐败,今天还存在吗?用于鉴定社会的进步与否,然而书里不谈这些,论者对事件轻描淡写,不感兴趣,也对意识形态塑造的当时社会,缺乏描写。曾的坐牢价值何在?没读到肯定的声音,这不免使人疑惑,这本书究竟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至于绝食47天,那又是为了一种怎样的正义?
评论文章都很自律地避开这些课题,选择性地谈些安全的东西,然而曾写诗的时候,难道没有想过这些重大的课题吗?
曾荣盛说,他不是政治人物,却被当作政治人物处理。他又说他不寻求释放,为了尊严,宁愿被关押。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这已经是涉及政治了。你非党派中人,不错,然而你不肯写悔过书,就是跟“政治正确”死磕到底,已经是在作政治斗争了,你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
政治书写在这里被遗落了,使这本书失去应有的光彩,然而它依然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因为纯粹讨论牢狱诗的集子并不多见。
它反映了马来西亚文坛去政治化后的萧索景象。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最近主办“疫火之后”征文活动(我也有参加),简章有一条说:
“禁止:内容不可触及政治、宗教等敏感课题。”
这是一个紧箍咒,套在每个作家头上。刚愎自用的唐僧只眼开只眼关,总想再念一回他的咒语。
大大小小的征文比赛,几十年来,都会加入这金色条文,它是马华文学的“传统”。
它出生于政坛,不是文坛。
政治人物成功说服文艺界不要触及敏感课题后,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政治,因为你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跟政治有关。”
既然政治跟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怎么又会跟文学无关,不可触及呢?
一个“等”字说明了,除了政治、宗教,还有许多,诸如思想、制度、种族、历史、皇室……。
这些都不写,就是官方所要看到的“文学”,剩下的便只有“从文学到文学”,“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文学跟社会生活脱节。
一个人只要懂得一点儿文学的技巧,很快就可以窜起成为名家。
如果你要学托尔斯泰,硬要触及敏感地带,在意内容的真实与否,反而得不到好评,他们说,那种写法太过写实,不适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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