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忠/感伤的旅程，荒野地的呼唤——给中年诗人木焱的信

Dear Muyan：

2005年，那是多久以前？2005年，你人在台湾，给在马来半岛南方的杨邦尼写信。那一年，你写了18封伊媒儿，18年后，18封信有了题目，叫“灵光之书”——那是一个令人想起卞雅民（Walter Benjamin）“灵光消逝的年代”的题目。那些电子信笺于是有了新的功能，作为你的《魍魉／灵光之书》“代序”。

隔年，2006年，杨牧诗集《介壳虫》出版的年份，你在给邦尼的信中哀文学之式微，说市场流于媚俗。你还在写诗读诗，还在寻找诗意，对某些诗人“读不到一种精神，没有美了”的作品颇有微词。当然，你指的不是杨牧，彼时你还没细读《介壳虫》。许多年后，2022年，你依然坚持“文学创作最大的驱动力是美”，并指责某些学者作家“离美太远了”。（杨牧诗集出版16年后，某个冬夜，我找出我的《介壳虫》，再一次，从〈后序〉读起，然后驻目诗集里头的那首〈介壳虫〉，眼光聚焦最后一行的“地上一只雌性苏铁白轮盾介壳虫”；就像我现在从你的〈代序〉读起，然后翻到书稿里头的〈魍魉之书〉，跳岛般跳过2006年以后那5年的〈由岛至岛／岛屿随笔〉，寻找消逝的灵光。）

那已是2010年了。可是〈魍魉之书〉不就是杨邦尼写给你的信吗？收在这里的11封“魍魉之书”是你写给邦尼的信，而邦尼回复的信简，并不在这里，这里不见（我们预设曾在、此不在的）邦尼覆函，因此，这些书信不是鱼雁往返的两地书，但也不是胡品清的“深山寄简”那样的抒情散文体式，而是一面面的单音墙，留下无尽的自由与想像空间，没有回响。

Dear Muyan，我要讲的，是我对书简体的话语、现象或空间，以及说话者与受话者身分的勘察。

〈魍魉之书／灵光之书〉的受话者／收信人在哪里？到了2017年初，人在中国某个城市或小镇，你写下本书最后一则书简，〈时光一粲，我们皆是尘埃〉，依然没有Dear Benny的回信。只有Dear Benny，没有Dear Muyan。然而彼时，是的，彼阵时，应当是有的，《魍魉／灵光之书》的〈后记〉说搁置这个出版计划的时间是2019年，所以我们假设那一年你回到台北，寄出最后一则信，邦尼也回了信。也许这束寄简当年在《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副刊发表时，受话者邦尼也以说话者的身分，送出他的话语，并且期待受话者／收信人的你收信、复信，因为这个书写计划也有个收信人“木焱”。读者会发现，I-You，我-你人称结构的主客体总已交互重叠如魍魉，在这里或那里易位共存。因此，《魍魉／灵光之书》其实不是一本“没有回信的书信集”。正如你在〈后记补遗〉写道：“正如邦尼在信中所言：我重读我们的书信……”，邦尼总已“在信中”，邦尼的信一直都在，这些信，总已是“我们的书信”。因此，这是一本没有回信但其实不是没有回信的书信集。

不过，如果我们再多想一点，就会发现，受话者邦尼不在这里、不在书里、不“此在”的同时，受话者“木焱”也“被”不在这里、不在书里、不“此在”了。这是你这本书的“书简体吊诡”——不在场者总已在场，在场者也是缺席者。你作为受话者的身分的缺席，一如作为说话者的邦尼的缺席，其实是“在场的缺席”。这许多声音的缺席，造就了你的“荒野地的呼唤”——Dear Benny, Dear Benny……，在山林之间的暗影处回响，它们就是暗影处的魍魉，是为“魍魉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