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留下了不少烂摊子,其中一件就是一夜间变成废纸的香蕉钱。老人家说,很多人忍痛把家里一袋一袋的香蕉钱扔掉或者烧掉,欲哭无泪。
香蕉钱是日治政府在新加坡、马来亚、砂拉越、北婆(沙巴)和汶莱所发行的钞票,先后发行了多种面额的钞票,因10元面额的纸钞正面印上了一棵香蕉树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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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1941年太平洋战云密布,砂拉越在9月隆重其事的举行了布洛克统治百周年庆典后,拉者梵纳‧布洛克夫妇就和部分欧籍官员前往马来亚游玩,而后前往澳洲避难。很多砂拉越人也感到形势不对,城里人纷纷避走海口区或乡下,古晋、诗巫等主要城市的店屋大门深锁,大摆空城。该年12月,日军先后占领砂拉越各处,并于平安夜当天在几乎没有遇到多大抵抗的情况下,占领首都古晋,砂拉越宣告全面沦陷。
掌控金融体系,香蕉钱问世
日治时期,除了在军事上推行的系列措施,也出手操弄金融体系。当时,砂拉越有3家华资银行,即联昌银行、广利银行和华达银行;而外资只有英资渣打银行一家,以买办形式经营。古晋沦陷后,华资银行的资产全数被冻结,倒是华人的典当商还获准营业至隔年。1942年7月,东京的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三菱日联银行的前身)接管渣打银行的业务,并在砂拉越其他城镇开设分行,宣告日军全面掌控砂拉越的金融体系。1944年,日治政府迫使一批马来和伊班社群头人和一批华商持股设立共荣银行(KYOEI BANK)。
在货币方面,战前砂拉越使用本身的货币,一般称为“砂拉越元”(Sarawak Dollar),与当时流通的新加坡币和马来亚币等值。砂拉越元自1858年由白人拉者政府发行,最初仅发行硬币,大约要到了20世纪初期才开始发行纸币,最小面额是1/4分硬币,最大面额则是100元纸币。
随着新加坡在1942年2月15日沦陷,日治政府宣布在新加坡、马来亚、砂拉越、北婆、汶莱推出货币,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香蕉钱。初期,香蕉钱的币值等同于马来亚币。尽管日治政府并没有禁用其他的硬币——包括砂拉越元,然而随着市面上流通的硬币出席短缺后,人们被迫只能使用香蕉钱。必须一提的是,稍有远见者当时囤积手上的砂拉越元。
香蕉钱是以纸币的形式问世,最初在1942年推出面额1元、5元、10元以及1分、5分、10分和50分的纸币。随着战事吃紧,日治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金,便开始大量印制钞票,甚至在战争后期推出面额100元和1000元,没有序列号的钞票。可想而知,这个违背市场机制的做法只能导致香蕉钱严重贬值,通货膨胀的问题急剧恶化,伪钞情况也非常恶劣。其时,民间已经出现严重的物资短缺现象,生活苦不堪言。据说到了这个时候,一粒鸡蛋要价50元,民众经常必须背着一麻袋的香蕉钱去抢购有限的物资。
战败消息流传,买地保值免沦废纸
日本即将战败的消息在坊间流传时,人们将信将疑。此时,联军的战机不时出现在古晋上空,进行轰炸任务,然而却很少看见日军的拦截,更加深了日军即将战败的传言。稍有判断力者,或者收到内幕消息者,都感觉到一旦日军战败,香蕉钱可能会沦为废纸。有先见之明的,赶紧用手上的香蕉钱换取物资或者地皮。
比如黄炳成先生的回忆录《筑梦椰林下》就有这样的记录,“且说父亲在获得杨某的面授机宜后,便开始寻购土地,3天后,他用500元香蕉币,在端必腊买下了一块面积约10亩的农地……洞悉日军将投降内幕消息的人似乎还不少,因此很多人急着买地皮来保值,以致海口区的地产交易骤然间热络了起来。”
Bob Reece撰写的《日治时期》(MASA JEPUN)也提及,朱宝兴(Choo Poh Hin译音)带着一大笔香蕉钱到古晋,用了数千元买了很多货,然后再花了120元吃了一顿咖哩饭。
朱氏的儿子F.S.Choo撰写的《孙悟空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ONKEY GOD)一书,指出当年香蕉钱的信用尽失,人们甚至不敢再使用,宁可采用易货交易(物物交换)来买卖。
日本宣布投降后,澳洲联军接管砂拉越,在9月12日宣布香蕉钱正式作废,砂拉越元也恢复了原有币值,这个宣布对很多手持大批香蕉钱的人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日治时期》就记录砂拉越加帛省一位达雅人,为日本木材公司没日没夜的工作,因为香蕉钱的汇率远高于英镑和砂拉越元,积攒了上千元的储蓄,结果因为联军的宣布而化为乌有。
这个案例确实令人感到难过,但它并非特例,后来尽管许多人曾经争取解决香蕉钱作废造成损失的问题,但都无功而返。香蕉钱成了货币历史上,一堂惨痛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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