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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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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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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am 14/04/2023

槟城

新加坡

文艺春秋专栏

花样年华

伍燕翎

南洋

知识分子

游记

梁启超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

作者:伍燕翎

《欧游心影录》是于一战结束后与同好游历欧洲写下的所闻所思。文章最初发表于1920上海《时事新报》,之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作了删改,易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心影录》),我书架上保存的就是这一本,也是当年读研时期游访欧洲后回来买下的。那时候我对这类的知性散文谈不上喜欢,这年纪重读,心底却是一湖涟漪。

首先让人心旌荡漾的是梁启超这样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感。他饱满的情感,让这本忧心忡忡的多年以后读着仍难掩对那个“觉醒年代”的激动。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说过:“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这是1921年他在北京高校的演讲,欧游回来以后,他的文字和思想更有灵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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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影录》记录了梁启超偕同青年才俊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于1918年12月底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欧洲的考察心得。这时欧战结束不久,中国是战胜国,举国无不欢欣,梁启超忧心却保持冷静,他挂虑的自然是国家的切身利益。这趟旅程对已步入中年的梁启超而言,可以说“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心影录》)。那时他当然不知道,生命原来已来到最后的10年。

1919年双十节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已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的白鲁威公寓。这里离巴黎市中心不过20分钟的火车,但之前4个月以来的舟车劳顿让梁启超动极思静起来,他在寓所看到的景色都属于极冷的色系——“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

但梁启超别无二心,只有一件功课,即正襟危坐,抖搂起精神,专心致志为这一年游历所得奋笔疾书,《心影录》就是在白鲁威这座“深山道院”写就的。

1919年的梁启超已47岁,当时写下的这部游记已可窥见他可贵的人生历练和生命抱负。我刻意再翻查他途径这一章。一行人抵达南洋时,还在植物园赏荷,热带气候,汗如雨下。“想起来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顺应他,你能够存活吗?现时国内大多数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怀的思想,岂不都是穿着大毛游历吗?”面对那个动辄得咎的混乱时局,人人自危,你若稍不调适自己,随时可被时代洪流淹没。

当时马来亚仍是英属殖民地,梁启超来时所见处处都是南洋华侨,“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矿采锡、种树胶、卖杂货,什么猪仔都有,不过是为了寻觅一方天地。梁启超一行人当时乘搭两艘船分道出发,他和蒋方震、刘崇杰、张君劢及杨维新同船。他们已有一段时日未远航,这趟远游,一为自身学问,二为国家外交,于公于私,犹如天降大任。船上的日子,但看昼夜天际,却丝毫不浪费一点时间,友人论学,志同道合,心中最在意就是中国人/华侨安身立命的课题。

那一年,梁任公途径新加坡和槟城,中国人这时已下南洋许久。他们是否该赚了钱回去报国,还是留守彼邦另开一寸方圆之地,这道选择题还在心中盘旋。对于过番客,梁任公寄予厚望,《心影录》如此写着他多年前的话——

“我敢信我们中华民国,不久定要建设起来。至于南洋新国,也是民族自决的一条正路,海外侨民文化较稚,还须内地人助他开发。从前也有过些人设法劝导华侨赞助国内运动,这个固然是好。但国内的事,还应该国内人多负些义务,华侨却有他自己应做的事。什么事呢?还是那句老话,‘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我想我们青年,若是哪位有兴致,去传播这种思想,拿来做终身事业,倒是男儿报国一件大事哩。”

若是梁任公在天有灵,他对我住在这地方的子子孙孙也该是由衷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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