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人,所以有很多书
有人出书,一般首刷1000本,至多2000。马来西亚市场小,首刷能卖完已可找棵树还愿,额手称庆不愧对环境。这些年来,有人印书量逾20万,设若每种滞销200本,一条数计下来,免不了有几万本存书。存书何处,这是个问题。
有人出版社原本只有两个仓库,一个在我家,腾出一间空房,每种书收几本至几十本,遇有小量补书,如月树书店、大将书行、季风带书店等,我自执书前往。另一处在永联印务厂,辟了个空间给有人存书,书印好即配送通路(一般也就三五百本),余书进仓库,待代理补书(早年的诺文,及其后的大众书局和有店),也协助运送。有人没发行专员,多得永联给了个方便(虽然仓库也算租金),以致多年运作无碍。这得特别感谢永联印务负责人Ms. Sim,若无她居中协调,有人恐怕经营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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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永联遭逢白蚁之灾,仓库的书毁了三分一,痛定思痛后决定狡兔三窟,另在月树租了个房间当仓库,把一些书转移过去,也接受大众退书。渐渐的,月树也容不下了,遂又在吉隆坡怡保路珍珠坊租下第四个仓库。大众退书是很可怕的,试过一回一退100箱,六七千本书。箱头越叠越高,搬运的体力活,不足外人道。一回仓库满溢,经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主任许德发安排(他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在各地中学执教),老师们组了车队载走了几千本,带回学校图书馆或分送给学生。今年又有大量退书,老师们又来搬了一次。另外也分了两批,送到新纪元大学学院和艺青出版社,托他们到学校跑动时送给师生。
三、有人渐入中年
有人坚持不抛售书籍,因为这与杀鸡取卵无异,没有回头路,是戕害品牌和出版行业的作为。个中情由,我在〈关于大坏狼及其他——兼至我的朋友、作者、同业及读者〉一文[4]多有提及。虽然这坚持不符成本效益——3个仓库(还免除了自家房间)年租金近万令吉,而一年间能从仓库调书,重见天日的恐怕不多;但收(守)得住便有希望,书是有价值的。感谢老师们在满仓时为我们散书,免掉毁书时的不忍与愧疚。学生是一颗颗种子,你给他一本书,他往后可能长成一位读者,或一位作家。
《有本诗集》好几位诗人,都是有人出版社创社股东。两位六字辈(方路、刘育龙),6位七字辈:曾翎龙、龚万辉、黄惠婉、周若涛、杨嘉仁、翁婉君(后称翁菀君)。此外还有3位股东:陈翠梅(七字辈,导演)、李红莲(七字辈,文字工作者)及锺进贺(八字辈)。锺进贺于2006年成立万挠男孩出版社,专营儿童书;方路随后也经营“阿里路路”品牌,出版了好几本自己的书。
迈入20周年,有人出版社出书已近200种。多年来都是我管编务(兼发行、送书、仓管),杨嘉仁管行政和账目,周若涛管网络(有人部落和有店网络书店)。编辑一直都是陈文礼,校对也一直仰赖许钦斐和王国刚。封面设计除了龚万辉,后来也找了农夫。多得股东们信赖,不曾置喙社务和编务。除了又集过一次资,在没有固定办公室和员工的情况下,堪堪做到收支平衡。当然,也没分过钱就是了。
林金城是我们的老大哥
有人创立后那几年,着实办过不少活动。2006年杨嘉仁策划了“1726”八字辈聚会(他自己却没出席),17至26是那年八字辈的岁数,方肯在聚会中途闪了进来,那时她刚出版小说集《看见红雨伞》。此后她和嘉仁因为有人部落的言论风波往返交流,隔年便走在了一起。又有一年,知食份子林金城导览吉隆坡茨厂街,在制作公司工作的李雅丽欲约访金城,也前来参与。2007年,我们到雪州北部新古毛看水坝,金城领吃,当地人雅丽当向导;两年后文友团同游寮国,若涛雅丽已成一对恋人。我们戏称:搞有人出版社没什么赚头,但留下两百种书,也撮合了两段姻缘。
那些年,林金城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有人办文化沙龙,他是核心组织者,带领我们穿街过巷、翻山越岭,足迹(及口水)所及,新山、麻坡、东甲、马六甲、芙蓉、万挠、乌鲁音、煤炭山、双文丹、新古毛、直凉、淡马鲁、关丹、甘马挽、瓜拉登嘉楼、哥打峇鲁、甲板、怡保、太平、十八丁、实兆远、大山脚、槟岛;乃至台北、金边、龙坡邦、大阪、京都都去过了,留下不少地志书写和诗篇。同行旅伴除了有人诸子,常见的还有刘育龙、谢增英、吕育陶、周秀洋、林健文、黄俊麟、张丽珊、邱俊丽、黄建华、陈子韩、薇达、欧佩琼等人。
2016年9月12日,林金城脑溢血昏迷。就在前几天,他带着詹宏志、黎智英、张大春等人北上寻幽觅食,送走客人后当晚便倒下了。前阵子他还雀跃说,詹宏志、胡金伦等友好要把他的知食著作带到台湾力推。但他醒来后已经走不动了。这像一个分水岭,此后有人作者群纷纷步入中年,有了家累,心态也已不同,不复是往日说走便走的如风少年。
因为文学而结识的朋友,因为有人出版社而延伸出来的一段段旅程,隐身在一首诗、一篇散文或小说里。有时我会想,有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故事,或故事已经攀爬过顶,接下来只能是下坡路了。可以从容一些,看看对面走来的那些从前的我们,劝说前路迂回,但不走走看,你又怎么会知道。
想起2009年从龙坡邦往关西瀑布,大伙儿见路边摆卖蜜瓜,长长一列阵势惊人,喜孜孜买了好几粒,带到龙坡邦一家高级餐厅央请厨师帮忙削皮切块。饭后作甜品,大家吃了一口觉得不对:蜜瓜一点也不甜。但为了不辜负煞有介事的厨师(把瓜边切成齿状漂亮摆盘),以及大费周章像是捡到宝的自己,我们只好一块接一块硬吞,还要装作津津有味,貌似好甜,好甜。
你没吃过你不知道,蜜瓜还真是甜的——相隔这么久,这趟旅途最叫我们挂念的便是这些蜜瓜。你说,寮国到底有什么?有蜜瓜啊。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大学毕业那年,杨嘉仁驾着他那辆旧国产车,载我们穿越大学岭迂回的旧路,到吕育陶蒲种旧居游说他投资出版《有本杂志》。是夜大雨,雨扫发了疯似的狂扫,但机械与人力何其相似,编程了的极速(及生老病死)总有框限,扫不清瓢泼雨箭,看不清前路,也还是一头栽了前去。
及至那天通宵编完一期杂志,我从育陶家中离开,一人驾车上高速,为了不致睡着打开崔健(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音量转至最大;按下车窗,风狂灌进来,还算茂盛的头发打在脸上──
仿佛昨日,一甩头,时光已经那么遥远。
注:[4] 见曾翎龙《吃时间》,2018,页22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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