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两件物事
在我的童年时代，有两件物事至今记忆犹新，充满好奇，同时也有点感情交织的迷惘，近乎是畏惧的。然而却靠得那么近，仿佛是在我的生活里与我一起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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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符箓。最近读到一篇有关文章，说从符箓可窥探中国汉字的流动。而所谓画符，虽有图画，其实以文字为主。又说符箓上的文字多为隶书，追根究底，是因为符箓起源于东汉。而秦书八体之一的隶书在东汉时期的通行已达到顶峰；故而画符使用当时通行书体则为理所当然。换言之最早的符箓，隶书是根基也是起点。而“从符箓可窥探中国汉字的流动”，相信是以此为根据。
其实我对这类渊博无感，倒是对“画符”很感兴趣—— 那是我童年时代最不能理解的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玄文。这么说，不表示我现在已懂得其中玄妙。我是真不懂。
而说到画符，怎能绕过我学习毛笔字的经历呢？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书法课，说是学习用毛笔写书法，其实是依样摹描；先在印有红色字迹的本子上练习描笔画。描了十来课后，改临九宫格大楷。在家里练习时，父亲一直站在身后，边看边摇头，老说我不肯用心，这里那里的挑出一大堆“错笔”，加以指责。最记得他的反语讽刺：“真本事哦，在字帖上临摹，竟能临到像鬼画符！”又怪张天师误人子弟。
这我就不懂了，张天师是谁啊？但没敢问。
以我的理解，符箓实际是一张黄纸，经由道门中人的道士或乩童用朱砂笔画上有如天书般的字图符号，加以作法念咒，才具备了能差使神鬼、镇煞治病、保平安的多种功能。这张号称“符咒”的天书，无人看得懂，更无法洞悉其中玄机。但都无所谓，反正符咒不是用来阅读的，重要的是灵验、奏效。
而最稳当的是宁可信其有。虽说人不可没有自信心，但有一张灵符护身保平安，何乐而不为？这跟人类文明没关系吧——只信好处，不探真实 。挺功利的。
然而人生无常啊，今日不知明日事。生活当中，谁不曾有过一时的软弱和恐惧？曾有位朋友跟我说，宗教不是迷信，是抚慰，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功能是消除惶惑与虚无感。
这让我至今不解其中玄妙的符箓，是从小司空见惯之物，不足为奇。然而我们家里除了祖先牌位，并没有供奉其他神祇，但环境使然，华人新村嘛，寺庙神坛多的是。村里人有事没事都喜欢去拜拜，尤其爱问事；小孩生病固然得去问，连家里失窃都要劳烦神明指示。而乩童画张平安符是最起码的了。虽然我不曾佩戴过平安符，不知其灵验程度及功效有多显著。但总见有那么多妈妈，抱着孩子到庙里请平安符。回来恭恭敬敬地用纯色棉布将符咒缝成一个三角形小包，扣在孩子的衣衫里面，也有用条银链子横贯在胸前的。看得出来，她们是放心的——孩子有灵符护身，相信会无病无痛，平平安安快高长大。
我的童年玩伴，不乏佩戴符咒的。除了缝成三角形的，还有银管的，垂直横向的都有。然后岁月流逝，大家都长大了。昔日司空见惯的也罕见了。或许求个安心的物事仍在，只是不让见吧。
祭品
不是经常走夜路，但总免不了有那么一两回。
小时候怕鬼，新村野外的羊肠小径，晚上打死也不敢走。可是啊，村里的大路小路又怎能免？有时被大人差遣去杂货店买东西，即使是一个人，没人作伴，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妥。在那个年代，没那多想法。其实家距离杂货店不远。不用过马路，顺着走，不消5分钟就到了，来回不过十几分钟。
就在这么的一段路上，我看到一些令我很好奇而致多方联想的东西。那是一些祭品，被弃留在路边。种类来去都是那几样: 饭团、苹果、饼干、粉红色呈半溶状态的发糕……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元宝蜡烛。香枝已烧成灰烬，蜡烛剩下一大截，因为有风，来不及燃烧就被吹灭了。金银衣纸尚有没烧完的，剩下杯口般大的，隐隐可辨是金还是银，是纸还是衣，青色或是红色，经历风雨，等待进一步消亡……
我好奇这是拜祭谁呢？不可能所有孤魂野鬼吧? 一定是冤有头债有主，不禁有点悲凉。又或许是民间习俗，为啼哭不止的小儿“喊惊”，招回受惊失落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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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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