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靖芬／不正确
偶然读到第一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集《文汇1》，报告文学决审会议记录的标题是：报告文学正在萌芽。那是1991年，历史文物啊，对本地中文媒体或是文学圈子而言，“报告文学”都是新领域，花踪第一届设报告文学奖就有作品参赛，说萌芽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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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是，2019年第15届花踪报告文学奖的决审房慧真却在主审评语说：“马来西亚的报告文学犹如处女地”——28年过去了呢，反而成了仍待开发的处女地，哈。有点啼笑皆非，却也有些心酸。
报告文学难不难？我的看法是，报告较易，文学最难。文学之难并不指文笔技艺，而是文学本身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判断，它允许不正确，允许三言两语说不了的灰。或曰，张力。张力很常源于生活里的“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太明晰亮敞、只有正能量而没有争议的题材是不足以进入报告文学内核的（就是这么麻烦）；太符合时代氛围则容易变得讨好，这也是某届决审的评语。
一件事、一个人或许值得报导，但文学需要质问得更深。例如站在第一线守护人民、积极对抗冠病的医护人员，钦佩是值得钦佩的，记录也值得记录，然而要晋入“报告文学”，单写伟大与挑战恐怕就不足够了——它没有争议，没有冲撞，没有怀疑，就难有张力与反思。
文学很难过于正确。这可能是我对过度倡导政治正确的作品保持距离、很难全情拥戴的原因。不是我不重视那些价值观，也不是它们不该被守护，而是，我更害怕政治正确简化了太多东西，怕得我宁可不从那些作品身上去索取抚慰。
政治正确是有当代性的。这是最近读华莱士《马来群岛科学考察记》不断闪过脑海的句子。也就是，“正确”是逐步演变。那书不断提醒我那种演化（而非进化）的存在。华莱士是英国的博物学家，也是莱佛士的同僚。正确就是那位新加坡发展功臣莱佛士（仿佛在他登陆以前新加坡没有自己的历史）。华莱士的名气没有莱佛士大，但他把在东南亚考察动植物与民生的心得写成的《马来群岛》，却比莱佛士隽永得多，书里很多看似随手记下的什么，都是第一次有人类记录或发现的物种。
华莱士满怀热情地走动，仔细记录，几乎踏遍深山老林，我本以为他也会对遇上的新鲜物种充满珍惜的心态。然而他“珍惜”猩猩的方式震撼了我——
他充满热情地写婆罗洲的猩猩如何等到太阳上升、晒干树叶上的露水后方才离巢；写它们怎样分食榴梿，怎样不落地在树叶凹面上找水；写达雅人传说猩猩没有对手，唯一曾与猩猩相斗的物种是鳄鱼，但猩猩总会跳到鳄鱼背上掰开它的两颚，撕下它的舌头，连蟒蛇也不是猩猩的对手……
然而你若以为华莱士如此欣赏猩猩，必会有更多难以自拔的珍爱，他边笔锋一转，说起了自己怎么射杀猩猩制成标本的经过。一枪不够，常常连开七八枪。猩猩负伤逃走，有的还会在树上用叶子匆忙搭起一个巢，试图躲起来疗伤。不，华莱士不会给这些看上的猩猩逃跑的机会，除非，除非猩猩的尸体卡在了极高的树丫，很难爬上去取下尸体来。哦不，也有取下的，而取下的途径又是另一个钜细靡遗的故事。然后砍头，剥皮，取骨，制作标本。
我便想，放在今天的价值观来看，华莱士哪里是真正爱护动物、珍惜雨林的博物学家呢？他多么政治不正确。但放在那时候，制作标本，小心翼翼地运回生物馆保存，似乎又是博物学家最正当的研究过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管是殖民者的优越感、现代的平权平等意识、环保主义，都是那时候的他仍未凝视的领域。正确，是会改变的。
所以我总想，与其追求正确，不如看重正直？正确与正直有着微妙的不同，正直是往内要求，是不愿占人便宜的品格。一个正直的人，有内在的悲悯，不论你把他放在哪个时代、地域，恐怕也不会歪到哪里去？正直可以让你知道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判断，例如，网页流量与报导权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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