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马来西亚许多大城市的边缘,尤其是霹雳州及雪兰莪州,早期因为锡矿而发展起来的城镇,仍然保留公司屋。所谓的公司屋,便是指由公司兴建,供给工人居住的房子。这些房子大部分呈现长条形的形状,屋子前面会有檐廊,屋顶斜度相当高,有些呈45度甚至更高,这是因为早期的构造材料为木结构,屋顶为亚答叶,室内没有天花板,因此方便通风,下雨时可以快速将雨水排掉。
近年来,许多外国官方机构包括一些国家档案局及大学图书馆,将珍贵的馆藏历史照片数码化,并在网站上提供线上检索,甚至让人下载使用,对从事都市历史研究的工作者而言,起了非常大的振奋作用。从一些新出土的高清历史照片当中看出,最早兴建的公司屋,由于当时缺乏工具,加上内陆地区交通还没有开发,只能就地取材,将开发锡矿的森林地砍伐下来的树木直接运用来建造房子及所有需要的设施。这些房子的主结构通常直接使用小型树干来支撑,在没有经过加工的情况下,粗细不一,甚至有些还稍为弯曲,跟日本传统建筑偶尔使用自然曲木的概念相似,工人会将这些弯曲的木料用在适当的地方,包括柱子跟梁等。虽然建筑看起来相当简陋,但若是使用耐腐朽的本地硬木,则可以用15年甚至20年都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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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利用土地,空间最大化以及最节省材料的方式,公司屋基本上是一栋长形建筑,中间再按木梁的平均长度,横向分隔成许多“间”。由于都是提供给劳工居住,因此公司屋也被称为苦力“间”。每间都各别有出入口,按华人的空间对称布局的观念,每间的正面有门,左右各有一扇窗,在进入厅之后,会看到一面堵板墙,将房子的空间分隔成前后两部分。一般上,比较完整的格局会将卧室各放在厅的左右两侧,这跟华人矿工家乡的房子格局十分相式。不同的是,在中国的房子大部分乃以砖石或土埆砖建造而成,且前方没有檐廊,而热带的公司屋,则是这些来自中国的锡矿工人居住下来后,顺应这里的气候及环境条件,采用本土建筑材料以及开放空间的概念,将“屋”的形式进行基因改造。
然而,由于使用木结构来兴建,加上房子呈长条状,在每间单元之间以木板隔间,若发生火灾,往往一发不可收舍。尤其是早年没有电流,夜间照明使用煤油灯,因此火灾是难以避免的。根据英国人的记录,在甲必丹叶亚来管理吉隆坡时,命令所有屋子的前方必须放置大缸,装满水以防万一。然而此举只能处理小火,当火势蔓延时,往往众人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整大片的公司屋被火吞噬。
在英国人刚到来时,吉隆坡在1881年发生大火灾,将市区内三分之二的房子烧毁,无独有偶,太平也在这一年发生火灾,整个市镇的公司屋几乎夷为平地。因此,英国参政司便下令,所有新建的房子必须以耐火材料,尤其砖瓦兴建,在后来甚至规定每间单元之间必须设有防火墙,以防止火势迅速扩张到其他地方。
随着时代的改变,大部分在市区中心的公司屋被拆除改建成砖造店屋,然而在城市外围地点及一些小城镇,仍然保留着旧公司屋。不过由于现代工业材料普及,大部分公司屋已经换上新的材料,包括从亚答屋顶换成镀锌铁皮屋顶,有些侧墙因为漏水也改成金属浪板等等。虽然如此,这些见证城市百年发展变迁的老公司屋,仍能让人想像其原来的风貌,也可以让我们怀想祖先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后最初的生活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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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李乾耀老师耗时5年编辑的《翠园书画集》,收集了吾友梁炤祥令堂──已故彭士驎校长优雅的书画墨迹。我是在疫情以后结识炤祥。疫情前我是国防部副部长,经常是游走在军机、战舰、国防外交等。从喜来登政变到疫情全国封城,前后不到一个月,像是从高速跑道到一切突然静止。疫情期间局部开放后,通过王建明结识“梁公子”,我们先以英语交谈,我以为他受纯英文教育。后来他在办公室和家里珍藏的艺术瑰宝,尤其是彭校长的字和画,也有张大千等大师的作品,看到他母亲巨大的艺术遗产。
炤祥和家人在书中提到“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就是一位懂得据理力争、积极争取,并在生命中筑梦圆梦的人”。
彭校长五十余岁退休以后才学画,加上自小积累的文学底蕴,成为少数“书画相配”、“诗书画融为一体”的文化人,呈现了李乾耀在〈导言〉指出的“诗书画印(章)四美并蓄的综合美感”。例如,〈中秋佳节〉:“南岛行歌四十年,每逢佳节梦中圆。红菱白藕双黄月,落口湘莲分外鲜。”(174页)
彭士驎从画中的月饼,配以文字,带入了离散与思念的意境。湖南多湖沼,盛产莲藕与菱角;其中“湘莲”尤为闻名。家乡特产,咀嚼在恋乡人口中,自然感到分外鲜美,触动她思乡的情绪。
那一代人,被战火扰乱了人生、来到了东南亚/南洋,导致故乡与家园之间是隔了重洋的距离,积累了无尽的忧思。
想起韩素音和王赓武
我在翻阅《翠园书画集》,想起如果要比较同一代人、另一位女性文化人,和彭校长一样在中国长大、因为战争而香港短暂滞留,然后因婚姻而来到马来亚的韩素音,是个值得做比较研究的对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同世代的重要学人是王赓武教授。王教授的《乡关何处》(Home is not here)叙述他在怡保成长、直至短暂赴中国留学(然后因国共战争而折返)的故事。
彭校长南来嫁到怡保。怡保在那个年代是个怎样的地方?李乾耀在〈导言〉写到“到1970年间怡保锡产丰富,价格很高,成为富庶之地。经营锡矿的商家,非常富裕、雅好书画,大量收藏。港台两地的书画家到马来西亚办展览,第一站往往先在怡保举行。”这些书画家抵达怡保时,通常先与学校的校长和其他文化人联系,彭校长就是当中的核心人物。
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全球锡矿崩盘前怡保的辉煌。霹雳苏丹纳兹林的最新著作《Globalization: Perak’s Rise, Relative Decline, and Regeneration》, 谈到霹雳州从19世纪中起,因锡矿开采及后来的橡胶种植而成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原产地。但在独立后,相对于国内其他州属,面对相对发展滞后的问题。怡保某个程度上被遗忘了。
翠园彭士驎的书画是难得的瑰宝。诗、书(法)、画功好的人,相对多。但三者融为一体的不多,而在二战后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细数女性大家,就彭士驎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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