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新闻媒体《Macaranga》自2019年创始,短短几年已经斩获马来西亚新闻学院(MPI)环境新闻报导奖、国际Sigma数据新闻奖。身兼创办人和记者的刘耀华自认“冒充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严重,觉得奖项都是“暗杠”来的。
这个昆虫学家“冒充”的记者,在新闻路上走了近10年,也算资深的了。与像他这样的记者对谈,倒成了一场探索“新闻”的对话,听他如何在调查报道上运用科学精神,如何因担心“没底”反而更执著于新闻操守,怎么理性与感性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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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见面坐下,刘耀华就好奇询问如何在专题报道中描写气味。写环境新闻,与气味何干?他悠悠道,某次采访参与了原住民部落的仪式,他们烧香散发出某种树脂的味道,不是很香,但特别沉。他想在文中立体还原那个场景,但最终只写得出现场有烟和烧香的味道,觉得可惜。
场景描写常常是《Macaranga》环境报道的开场白,把读者带进森林、农田、红树林、海岸线,然后带出与这些环境共生的人遇到的困境。接着,套进数据,科学地呈现我国环境目前遇到的状况与问题,以及相关单位如何应对。刷着荧幕阅读报道,穿插了森林砍伐、水灾来袭的照片和多年来卫星俯瞰图,环境议题的因果关系更了然地串联起来了。
辞去讲师教职去当intern
10年前,刘耀华还是博特拉大学昆虫系高级讲师。间中,他想尝试科普工作(Science communication),开始投稿科学杂志。2014年,他毅然辞去教职,跑去广播电台当实习生。“因为我不可能再去读一个degree(学士学位)去学journalism(新闻),太耗时间了,所以边做边学的最快方式就是去做intern(实习)。”制作广播节目要设想什么场景才能进入听众脑海,得到哪些感受;在资料中还要穿插场面、人声、环境音等……这样做中学习都在奠定后来新闻采访写作的基础。
刘耀华后来转做自由撰稿员,为杂志写科普文章,继续为电台制作节目,内容围绕环境、卫生和科学新闻。一直到2019年遇见志同道合的编辑黄秀玲,共同创办了环境新闻网站《Macaranga》。他几乎包办采访、拍摄、写作到网页排版,却自谦道,疫情期间有的是时间在网上自学,“大家好像迫不及待教你,而且很多还是免费的。”
说起身分转换,刘耀华坦言转行初期,多以“科学写作者”(science writer)自居。比起替某个大学或研究机构写文章,他觉得写新闻相对更带有批判精神,“不过我又觉得记者、report(报道)这个词太重了,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挑起来。”
读过刘耀华的报道便知,他写的环境新闻深入,操守比其他同行都来得严谨,甚至在报道文末自白接收了受访者请客的午餐。他坚决不让受访者在报道刊登前看任何一段内容初稿,因此有该访的组织和对象一直尚未出现在报道中。只因对方要求事先看稿,担心报道中言论会伤害到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刘耀华理解受访者的担忧,但还是坚持该坚持的新闻操守。“我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看到我们足够的报道,都没有出什么太大的差错,然后可以相信《Macaranga》。”他的一篇关于森林保留地被除名、发展的报道,就直接点名地段拥有人是柔佛苏丹,结果也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我觉得可能是本身很怕ethics(操守)做不好,然后给人家讲‘You are a bad journalist’(你是差劲的记者)。”从前是科学家,博士文凭、研究拿出来就是权威的证明,但做新闻不是,刘耀华总觉得心里没底,所以必须更严谨。在他看来,能拿出来的就是自己的信誉,一直是做很中立、很全面的报道。“只要有我的名字的话,这一篇(报道)可能是读者读到我的唯一一篇,他就用这一篇来衡量、审核我。所以我每一篇,无论他给的钱(读者阅后乐捐)是少还是多,甚至是免费,我都要同等对待。”
很好奇科学家怎么做新闻?刘耀华说,共同点是——实事求是,都是在做verification(查核),过程非常讲究逻辑。好像做实验那样,“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提出问题后做假设,然后找出资料、证据来支持,或推翻这个假设。”这种科学精神和方法,恰好能用在调查报道上。
做新闻要有感性的一面
有次,假设还真被推翻了。刘耀华调查每个州政府从森林业得到的收入,他假设森林面积最多的州属收入最有效,结果却是城市发展迅速的雪兰莪。假设被推翻反而开启另一条思路,雪州已经停止永续砍伐,收入何来?追根究底下去始知,来自石矿业。
做新闻还是要有感性的一面,刘耀华说,“绝对是很重要的一环,而且很难去培训。” 所谓感性,不只要运用在新闻产制后期的文字中,而是一开始采访时就要把感性时时带在身边。他指的是同理心,在面对受访者的时候,要把很有逻辑、很冷静的思考暂且搁下,好好去感受眼前的人。
“你没有同理心,就完全进不到他的世界,就拿不到他真正要表达的东西。你不能理解他的处境,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忧,为什么他会讲这样的话。你理解不到,就更加没有办法表达给你的读者。”
举个例子,谈环境新闻,刻板印象认为伐木商一定是坏人。刘耀华一开始就不带批判对错去采访,发现他们其实都能畅谈。作为记者,他要做的是去理解:为什么他们看过最原始的森林,却会认为砍伐后只重植同一种树木,叫回归大自然?为什么他们会射杀闯进来的野生动物?设身处地理解——对伐木商而言,这(森林)是他的产业,花钱做了电子篱笆,能做该做的都做了,动物却还是闯进来……
于原住民也一样,一般人刻板认为他们是最佳的森林管理员。刘耀华反问,在原住民村落,不也是有垃圾问题,也会污染河流、土地吗?他认为,同理心在于,不要一开始就带着批判或选择一方,而是打开心扉地去理解和聆听。“用心去听,然后继续跟他(受访者)谈,没有坏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人啦。”
“一人乐队”压力很大
不要忘了,刘耀华是一人乐队,那么用心聆听当儿,还要眼观四方。采访现场,常常同时四五人都在讲话,他得留意那句话出自谁的嘴,还要观察旁人的反应或眼神交流。“Tolong啰,拜托,是很难很难,我觉得很难……”他的语气急起来,可以想像得到,那个独自在田野调查或采访现场的刘耀华,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
“压力就是怕自己做不好,怕记录错误,怕抓错他要表达的意思,怕抓不到一些很有亮点的场景。”听刘耀华讲种种担忧,好像复习专题写作课,当年学校老师耳提面命提醒的“现场”,不只是眼前的实体物件,还包括无形却真挚的眼神、言语交流。“很多东西抓不到,唯有接受,我自己尽力而为了。”
我国还需要更多环境新闻报道
环境新闻毕竟是相对小众的类别,刘耀华坦言,《Macaranga》的读者群都很包容,给予他们充分时间筹划每一篇报道,不会催促。他观察,我国也有全面的环境新闻报道,不过还需要更多。
“可能也是环境课题在过去五年、十年变得很快,突然复杂了很多。”说起环境报道的缺失,刘耀华点出,现在记者不只要知道气候变迁,还有碳金融(carbon finance)、碳信用(carbon credit)等,“我们(记者)没有这方面的培训和能力。”
不过,不管小众大众,资讯爆炸的年代,所有媒体都在争取读者的注意力。刘耀华也认为,现有传播方式可能跟不上新一代读者的需求,“所以我一定要找办法把他(年轻读者)引入门。”
访问前几周,他在咖啡馆办事,一时兴起问起隔壁桌一名18岁的马来女生对我国环境新闻的了解。那时《Macaranga》花钱做了90秒的影片,没想到马来女生才看到前面十几秒就说看不下去了,他引以为豪的hook(像钩子抓住注意力的)完全起不了作用。他们交换了电话,刘耀华又送上两篇《Macaranga》的报道,得到的回应是标题太长,不过对方最终有把报道看完。
在各媒体疲于争取读者的年代,刘耀华引用了佛门一句话,或许可以相互共勉——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他说,“ 100个里面我们可以引进10个,已经很成功,10个引进来的有一个真的去读,就已经很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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