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刘震云 / 无言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
人物访要多观察，但面对中国作家刘震云则不太有这余裕。在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的那天，总见他被人群簇拥，多是要拍照签名的读者，活动一小休他所在之处瞬间就形成了人潮。场景是躁乱了些，但远处看他的神情与动作，却是出奇平缓自如。
甚至是他从人群脱离，打开门终于走进会议室接受采访时，那平和的步伐亦像在说——没什么可急的（绝不是架子的意思）。于是问及，到了人生这个阶段，有没有一个无论生活或写作，都会时刻警惕自己的主题？他稍微思索了说：“松弛感吧。”他继而问，“由紧张到松弛，需要多少紧张的累积？”
松弛，是无数紧张的积累
中马作家学者交流会中，刘震云在台上，没有庄严正装披身，而是穿着一套休闲深蓝色运动服。他松弛地坐着，不会有初到异地的拘谨。多部作品畅销百万册，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的他，意味着也到过那些遥远他方推介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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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阿姆斯特丹、瑞典、捷克……几乎可以摊开世界地图一一标记。而今到马，那份由岁月与经验积累的紧绷，所逐步练就的松弛感，就在他举手投足间。
座谈会中，轮到刘震云那会儿他脱口便引经据典谈了十余分钟。说在他这没有观察的余裕，绝对是因为他思绪与言语的紧凑，生怕把眼神飘去他眼尾的某条纹路还是衣领褶子，就会不小心掉链子了。
然而，上过好几次中国大型脱口秀节目《向往的生活》《脱口秀大会》与名嘴李诞、黄磊同台，这么一位“脱口秀畅销作家”，却出乎意料地形容自己口齿特别笨。下了舞台，收起麦克风，在日常生活中正正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常人。
说与不说的力量
因而，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之作《一句顶一万句》所写的，便是一群不太爱说话的人——杀猪、卖豆腐、染布的市井小人物。“不说话的理由绝不是因为没话说，而是说话不占地方、没人听，渐渐地就成自言自语，也就不说话了”。没有说出口的话，最终都压到心底成了心事；于是人在街上走，其实都是万千心事走在街上，恰恰是这些无言的洪流改变了有声的世界。
刘震云说话时，面部不带过多表情，音调亦如他的步伐沉着、缓和。看过几条网上的《脱口秀大会》片段，他站在大舞台面对千百观众，说起段子时也是这副神情。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名词——冷漠式、哲学式幽默挂在刘震云名字背后。
他参加过《向往的生活》两次，不仅仅是参加节目，而是去体会不同的生活形态，因而写作与说话构不成冲突。节目主持人黄磊与刘震云是故交，他对刘震云的邀约是——你过来，我给你做好吃的。这时刘震云笑：“我不去《向往的生活》，也可能去菜市场买菜，上了节目黄老师做饭也不用我买菜，体验一下没有坏处。”
总觉得这话不明就理地就幽默了。这时他又接下去说：“我并不是一个在生活中特别喜欢说话的人。另外，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但是全世界都觉得我是，这才是最大的幽默。”
他话语的紧凑，自然也包括防不胜防的幽默攻击，像是埋在土里的地雷，随着他的言语往前徒步，冷不及防就踩了雷。
最好的幽默，藏在人物关系间
作家不只是光说笑话的人。
然而，幽默却是分好多层面的。他尝试剖析一篇小说的幽默，语言之中固然存在，但语言的幽默对于小说没有太大作用，它虽然对人产生挑逗性，多了却感觉油嘴滑舌。“比语言好一点的幽默是细节，比细节好的幽默是情节，再来是结构。但最好的幽默，存在于人物关系之间”，刘震云说。
《我不是潘金莲》一书里，李雪莲因秦玉河意外死亡而万念俱灰，一个人来到了郊区种桃树的地方。“在那开满桃花的土地，她觉得是死的好地方，继而把绳子扔在树上，蹬走了脚下的石子。这时，突然有人跑了出来说：大姐你不能害我呀！她想，我死我的，又与你何干？果农说关系太大了，这果园是我承包的呀，秋天会有好多学生来采摘，要是你吊死在这，谁还来呢？”
“你真要死，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别在这吊，去对面山头上啊，因为他跟我是竞争对手。”如此的幽默，便是人物关系间的幽默，于他也是一位作家想像力和智慧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光说笑话的人。
“大家误会了，看着这本书觉得好笑，便把我想成了一个幽默的人。其实幽默的不是我啊，是李雪莲和果农之间的关系。”
他又继续说了个故事。《一句顶一万句》里的老詹，是一位意大利来的神父。他写这部小说时，想着意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别长，像是把祖宗的名字都连在了一起；但既然来了中国传教，何不干脆一些？就取名字中的首字，成了老詹。老詹脸上挂着一双欧洲人与生俱来的蓝眼睛，但在小说里，喝黄河水喝多了，突然瞳色就变黄去了。
到这里，读者或许会会心一笑？却有点不明白为了什么而笑。刘震云这么说：“我不生产幽默，我是生活的搬运工；生活里有好多事，以及道理背后的荒谬感，本就是那么幽默。”
文学，一个民族的秘史
无可否认，历史谈的是时间。他聊起了《三国志》和《史记》霸王别姬等故事，说的是历史人物的生活——文学的功能，即是让我们认识过去的生命样态。但那无疑与历史稍微重叠了，然而《史记》里的刘邦、项羽，他们不单是一段历史，同时也是历史里的“人”。
文学，说的即是世界里头，人与人的情感。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并非“秘密的历史”，而是藏在心里的感受，这是刘震云的解读。好比《红楼梦》林黛玉与贾宝玉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不正是那些无法清楚言说的？
“可以言说的，哲学、社会学都说明白了，不可言说的就在文学里。”于是提起好作品，于他而言必然不是那些以生活为镜，仅仅把眼见的明白事物书写下来的文章。他又以卜·狄伦（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为例——一切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了。“真正好的诗没有固定答案，因为答案永远在移动中”，他说。
每次写作都是如履薄冰
提起作品，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也被改编成电影，每部作品都掷地有声，甚至在2011年，以160万元的版税在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位列第26名。他说，“最好的写作，是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在一个渠道里形成自己的风格，那是非常危险的。”
每次写作，于他而言都像如履薄冰，要是写得容易了，需要警惕的是——对自己的重复。“有时模仿别人还能说是学习，模仿自己却是对过去自己的一种消费。”有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写得好，接下来却仿佛后继无力，“并不是他不熟悉生活，生活都是扑面而来的，而是他们‘认识’的能力没有提升”，他如是说道。
那是对文学、自身以及对“认识”本身的认知能力。也只有依靠阅读积攒的学问，才能提升这样的能力。中国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功夫在诗外”，他便觉得文学的功力也在文学以外。
那或许是游移在幽微生活中，无意发现闪闪发光的幽默碎片，或许也是由无数紧张积累而成的，而今展现于文字、姿态、待人谈吐的松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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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在脸书上惊悉新加坡前辈作家怀鹰（李承璋）已于2024年11月26日清晨安详去世，享年74岁。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和仍在南大修读数学系的田土（陈振汉，已故）因喜欢写作，三不五时投稿到各报刊杂志，如《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及当时的新加坡刊物如《建设》《笔端》《青年文艺》等。
有一天，田土对我说，有一位《青年文艺》杂志编辑李成章（当时的名字）想从新加坡进来，到我们居住的小镇K城找我们。
到约定的当天，在车站看到有两位年轻人从巴士上下来。我和田土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应该是他们吧？
果不其然，他们走到我们面前自我介绍，并问我们是不是红桦和田土？因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很快熟络地到我家附近的面档“捞半餐”先解决肚子的问题。
李承璋的个子和我们一样高，看起来比我年轻，后来我悄悄问他，果然比我小3岁。另一位因日子比较久远，忘了是谁，可能是崇汉吧？个子比较瘦削比较高。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我们言谈甚欢，后来我们带他们去小镇和新村逛逛，并介绍两个同学朱也山和张志权给他们认识。
一直到了傍晚，他们才尽兴告别回新加坡，临走时承璋还说如果下次来，要我们安排去26哩的加拉巴沙威跑跑，因听说那里有很多种菜人家，他想体验生活，充实自己。
之后我和田土常到新加坡去交流，拜访承璋在组屋底层的住家（忘了是在什么地区），也曾去大巴窑，红山、杨厝港等地聚会学习，从而认识一些有共同爱好，共同兴趣，以写作为使命的如高水明、崇汉、吴登等热爱文艺的青年。
稍后的几年，我因被当局限制居住在小镇，不可离开住家方圆20里的范围，有一段时间不再踏入新加坡。当时还没有手机互联网可以像现在这样方便，因此渐渐地比较少联系了。
遇到不平事一定会直说
在1971年及1972年，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了我的两本书：新诗集《幸福在哪儿？》和短篇小说集《盼望》。有一天，在新加坡工作的大哥从新加坡回来时递给我一份当地的报纸副刊，告诉我，有一位作者（已忘记大名）洋洋洒洒用了整版篇幅批评拙作小说的不足和各种不恰当及错误的写法。
后来我私询承璋关于这件事，他说他也有注意到，但他不赞同该作者的看法。他还鼓励我继续创作、继续加油、继续努力。要我不断地鞭策自己，更不要颓丧、不要放弃写作。我很感激他，在我失落的时候为我指点迷津，感觉他像一盏明灯为我照亮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吉隆坡的前辈作家陈雪风也曾在《南洋商报》副刊发表鸿文替我辩解，可惜我找不到他的原文。
光阴荏苒，经过好一段日子之后，有一次在新广连续剧的片末，快速向上流动的字幕上，赫然发现有他的名字，才知道他已经当上编剧了。偶尔还在某某剧中看见他的身影：匆匆忙忙地走入电梯、走在路上、在巴士站上等车……原来他还是茄哩啡（ carry film）客串扮演路人甲、路人乙呢！
很快的来到这个科技发达，可以快速又方便在互联网传送讯息的时代。他和朋友创设了“四海，文学雅会”网站。他的作品通过脸书、微信迅速广泛地被传播传递，我也从而知道更多有关他的消息：他坚持写作，勤于写作，几十年来如一日，从不言放弃，也乐于提携和指点教导后进，受到广大读者的尊敬和爱戴，都尊称他为老师、前辈。他的惊人毅力和创作力也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的作家：出版了39部大作，在国内外共获得28个文学奖项。他在新传媒服务了14年，也曾任联合早报电子报编辑。
新加坡诗人语凡说， 怀鹰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刚正不阿，有话直说，遇到不平事一定会抒发感情。
半年前蒙怀鹰讬文友宋铭给我送来一部洋洋洒洒长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长夜》，让我欣喜万分，爱不释手。
得悉他逝世的噩耗，如今抚摸这本他费尽心思（历经前后约47年修改才定稿1973-2020）完成的巨着，回想五十多年以来和他的交往，不胜唏嘘感慨！
附上怀鹰〈遗诗〉（只录前段和后段）——
我带了两袖清风来
在辽阔的天空驰骋
我已启程了
你会在繁花盛开的彼岸
等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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